。在填补孔洞时，她刻意模仿了那几针的犹豫感，让补全的部分与原作在“情绪”上达成了统一。她说，当她完成最后一针，退后几步审视作品时，她感觉自己不是在修复一件死物，而是在倾听一个跨越百年的灵魂的低语。那一刻，她深刻地体会到，修复的真正魅力，不在于技术的炫技，而在于这种跨越时空的共情与理解。
除了对“神”的修复，苏女士还特别强调了修复工作中的“伦理困境”。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否有权“美化”历史？
在修复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件古绣因为年代久远，其色彩已经变得暗淡、斑驳，甚至出现了令人不悦的“褪色斑”。从技术上讲，我们或许有能力通过化学手段，将其恢复到一个“更鲜艳”、“更和谐”的状态。但我们应该这么做吗？
苏女士的答案是：不。因为这种“斑驳”和“暗淡”，本身就是时间的印记，是历史的一部分。它记录了这件绣品在过去几百年里所经历的光照、湿度、温度的变化，记录了它所存放的环境。如果我们将其“美化”，我们实际上是在抹去这段历史，创造一个虚假的、不符合史实的“完美”形象。我们呈现给观众的，将不再是一件真实的文物，而是一件经过我们“ps”的艺术品。
这种做法，看似是让文物“重焕光彩”，实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修复的目的，是“续命”，而不是“返老还童”。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加固其结构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留其原始的面貌，包括那些因时间而产生的“伤痕”。这些伤痕，恰恰是它最宝贵的“身份证”。
当然，伦理的边界并非总是如此清晰。比如，对于一件因人为破坏而造成的巨大缺损，比如被刀割裂或被火烧掉一大块，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完全保留空白，可能会让观众无法理解作品的整体构图和艺术价值；而进行补全，则又陷入了“创作”的泥潭。
面对这种困境，苏女士提出了“视觉引导”的原则。与其凭空想象去“补全”，不如采用一种更巧妙、更诚实的方式。例如，可以用与原作材质相同但颜色有明显区分的丝线（如极淡的灰色或米色），以一种非常简约、写意的方式，将缺失部分的轮廓和主要结构“勾勒”出来。这样做，既能帮助观众理解作品的原貌，又明确地告诉所有人：“这部分是后人的推测和示意，而非原作。”这是一种充满智慧和诚意的折中方案，它在尊重历史和满足现代观赏需求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
苏女士还谈到了现代科技在古绣修复中的应用与反思。她并不排斥科技，相反，她认为科技是修复师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高光谱成像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肉眼无法分辨的、被覆盖在表层之下的原始色彩和图案；纤维分析仪可以让我们对丝线的老化程度做出科学的评估；无损检测技术则能让我们在不接触文物的情况下，了解其内部结构的病害。
然而，她也警告我们，绝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科技可以提供数据，但无法做出判断。最终决定修复方案的，依然是修复师的知识、经验和审美。一个修复师，如果只依赖仪器的数据，而丧失了用手去触摸、用眼去观察、用心去感受的能力，那他只能是一个技术工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守护者。
她生动地比喻道：“科技就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病历’，但如何为这位‘病人’开出最合适的‘药方’，并‘对症下药’，最终还是要靠医生的临床经验和仁心。”修复师的手感、眼感和心感，是任何精密仪器都无法替代的。这种“感觉”，是在成千上万次与针线、与织物的亲密接触中，慢慢培养起来的。
最后，苏曼卿女士将话题引向了未来。她忧心忡忡地指出，古绣修复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技术的缺失，而是传承的断代。
首先是人才的断层。这项工作枯燥、耗时、报酬不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定力，对于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不大。其次是材料的失传。许多用于制作古代顶级绣品的特种丝线，其制作工艺已经失传。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丝线，在韧性、光泽和细腻度上，往往与古人的产品存在差距。最后是文化语境的丧失。现代社会的审美与古代已经大相径庭，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一个无法理解“留白”之美、“含蓄”之韵的修复师，又如何能真正修复一幅蕴含着东方哲学思想的古绣呢？
因此，苏女士呼吁，保护古绣修复技艺，必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更需要文化的培育。我们需要在学校里开设相关的课程，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项技艺的价值；我们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师徒传承制度，让宝贵的经验得以延续；我们更需要通过展览、讲座、媒体宣传等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热爱与尊重。
她语重心长地说：“每一件古绣，都是一个无声的老师。它教会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匠心，什么是时间的价值。我们修复它，不仅仅是为了让它多存在几十年、几百年，更是为了让它所承载的那份东方智慧和审美精神，能够继续滋养我们的民族文化。”
沈先生，苏曼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