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年三月十五，马尼拉，巴石河北岸的华人社区。
夜雨滂沱，豆大的雨点敲打着帕利安区那些低矮的木屋瓦片，在泥泞的街道上汇成浑浊的水流。这个被西班牙人称为“帕利安”的地方，是马尼拉华人聚居区，三万华人挤在不到两平方里的区域内，房屋挨着房屋，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
午夜子时，大多数房屋已经熄灯。但社区深处，一座不起眼的关帝庙后殿，却透出微弱的光。
二十几个人影陆续闪进庙门。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进殿后脱下湿漉漉的外衣，露出或苍老或年轻的面孔。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沉默地走向后殿，推开一扇隐蔽的木门，沿着石阶往下走。
地下室不大，约莫三丈见方，墙壁是土坯砌成，挂着几盏油灯。正中央摆着一张褪色的关公像，香炉里插着三炷香，青烟袅袅。空气潮湿而压抑，混合着泥土、香火和汗水的味道。
最后进来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姓陈，名安，字静之。他是这个华人社区最年长的几位老人之一，也是今晚集会的召集人。陈安脱下蓑衣，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先走到关公像前，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
所有人都看着他。
等香插稳，陈安转过身，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张脸。有皱纹深刻的老者，有神色凝重的中年，也有眼中燃烧着火焰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商人，有工匠，有农夫，甚至有两个穿着西班牙仆役服装的混血儿——但此刻，他们都是华人，都是等待着某个消息的同胞。
“都到齐了？”陈安声音沙哑。
一个三十来岁、脸上有道刀疤的汉子点头：“陈伯，能来的都来了。外头留了六个兄弟把风，西班牙巡逻队半个时辰前刚过去，下一班要一个时辰后。”
这汉子叫林铁，是社区自卫队的头领。说是自卫队，其实就是十几个会拳脚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防备土着混混和西班牙士兵的骚扰。
陈安点点头，在唯一的椅子上坐下。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积蓄力量。许久，才缓缓开口：
“台湾，光复了。”
短短五个字，像惊雷在地下室炸响。
有几个年轻人差点喊出声，被旁边的人死死按住。但他们的眼睛瞬间红了，身体在微微颤抖。
“消息确凿？”一个四十多岁、商人打扮的中年人问。他叫许文远，在城里有间布店，是华人社区里少数能和西班牙官员说得上话的人。
“确凿。”陈安从怀中取出一封信，纸张已经磨损，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八天前，从台湾来的商船带回来的。郑成功将军——现在是靖海侯了——去年腊月攻克热兰遮城，荷兰人投降。现在台湾设了一府四县，大明龙旗插遍全岛。”
他将信递给许文远。许文远接过，凑到油灯下细看，手开始发抖。
信是用闽南语写的，内容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
“……腊月二十四，热兰遮城破，揆一降。台岛尽复，侯爷受封靖海侯，赐丹书铁券。今移民十万，屯田二十万，水师战舰三百，控海疆万里。南洋诸夷震恐，马尼拉西夷夜不能寐。望我吕宋同胞早做准备，待王师南下，共雪百年之耻……”
“百年之耻……”许文远喃喃重复这四个字，突然泪流满面。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那是二十年前，父亲躺在病榻上，握着他的手说：“文远，记住，1603年，马尼拉杀了我们两万五千人。血债，一定要还。”
那时许文远还年轻，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念念不忘四十年前的旧事。但现在，他明白了。
有些事，一代人忘不了，下一代人也忘不了。
信在众人手中传阅。每传到一个人手里，那人的反应都差不多——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最后是哭泣。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在狭窄的地下室里回荡。
等所有人都看完，陈安缓缓站起，走到关公像旁的一个旧木箱前。箱子用铜锁锁着，锁上锈迹斑斑。
陈安从腰间解下一把钥匙，插进锁孔。生锈的锁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终于“咔嗒”一声弹开。
他打开箱盖。
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几件叠放整齐的旧衣服。最上面，是一件深褐色的短褂，布料粗糙，已经褪色，但依然能看出原本是靛蓝色。
陈安颤抖着双手，捧出那件短褂，展开。
油灯光下，所有人都看清楚了——短褂的前襟、袖口、下摆，有大片大片的暗红色污渍。那不是染料，是血。干涸了四十年的血。
“这是……”林铁声音发颤。
“这是我父亲的血衣。”陈安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万历三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603年，他穿着这件褂子，死在圣地亚哥堡外的刑场上。那年我二十三岁，躲在帕利安区的下水道里，躲了三天三夜。出来时，巴石河的水是红的，漂满了尸体。”
他将血衣高高举起，让每一个人都看清楚。
“那一年的马尼拉，有两万五千个华人被杀。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西班牙士兵和土着暴民冲进帕利安区，见人就杀。教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