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三，泉州刺桐港。
天还没亮透，码头上已经人声鼎沸。
黑压压的人群从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各县涌来，背着竹篓，挑着扁担，牵着瘦骨嶙峋的黄牛，推着吱呀作响的独轮车。男人大多赤膊，露出晒成古铜色的脊背；女人用头巾包着脸，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婴孩；半大的孩子紧紧拽着父母的衣角，眼睛瞪得溜圆，不明白为什么天不亮就要赶路。
人群在码头入口处挤成一团。
那里立着一块新制的木牌坊，坊上挂着红布横幅，布上用斗大的墨字写着：
奉靖海大将军郑令：招垦台湾，三年免赋，五年给地。每户授田三十亩，种子官给，耕牛官贷。
牌坊下摆着三张长条桌，桌后坐着六名书吏。他们穿着承天府新发的青色官袍，胸前补子上绣着“垦”字，这是沈光文特意设计的新职——垦务司。
“排队！都排队！”
一个疤脸军汉站在牌坊前的高台上，手里举着铁皮喇叭，嗓子已经喊哑了：“按县分列！晋江的走左边，南安的走右边，惠安的去中间那队！都看清楚自家县籍，排错了今天就别想登船！”
人群稍微有了些秩序。
李老实挤在晋江县的队伍里，左手紧紧攥着一个油布包。包里是他的全部家当——地契一张（已经被洪水冲毁的三十亩薄田），县衙开具的“良民证”，还有半块硬得像石头的麦饼。
“下一个！”
书吏的声音打断了李老实的思绪。他赶紧上前，把油布包放在桌上。
“姓名，籍贯，家中几口？”书吏头也不抬，手里拿着毛笔准备记录。
“李、李老实，晋江县安海镇李厝村人。家里……家里五口，我，婆娘，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李老实的声音有些发颤。
“会什么手艺？”
“种地，种了一辈子地。还会点木工，能给牛打犁。”
书吏终于抬起头，打量了他几眼。这个四十出头的汉子，背有些佝偻，手上全是厚茧，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但眼睛还亮着——那是还没被生活完全磨灭的光。
“识字吗？”
“不、不识字。”
“按手印吧。”书吏推过来一本厚厚的册子，又递上一个印泥盒，“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三处。按完去隔壁领号牌，领了号牌上船。记住，号牌就是你在台湾的身份凭证，丢了就什么都没了。”
李老实哆哆嗦嗦伸出右手拇指，蘸了印泥，在册子上按了三处。红色的指印歪歪扭扭，像三朵梅花。
隔壁的号牌发放处更拥挤。
一个年轻的书吏正扯着嗓子喊：“晋江县第七批！号牌从三七零一到三八零零！叫到号的上前领牌，一牌一户，凭牌上船！”
“三七零一！”
“在、在！”一个老汉挤上前。
书吏递给他一块巴掌大的竹牌。牌上用烧红的铁烙了三个字：晋三七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崇祯十九年七月初三签发。
“拿好，这是你们家在台湾的户牌。到了承天府，凭这个牌领田亩、领种子、领安家粮。”书吏又递过一张油印的纸，“这是《垦户须知》，上面写着到了台湾该找谁、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找个识字的念给你们听。”
老汉捧着竹牌和纸，千恩万谢地走了。
李老实拿到的是“晋三七九五”。他把竹牌用细麻绳穿起来，挂在脖子上，又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油印纸折好，塞进怀里。
“走吧，上船。”身后有人推了他一把。
李老实回头，看见一个同样背着竹篓的中年汉子。那人脸上有块胎记，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巴，看起来有些吓人，但眼神倒是温和。
“大哥也是晋江的？”胎记汉子问。
“是，安海镇。”
“我南安的，陈阿土。”汉子咧嘴一笑，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齿，“以后在台湾，就是邻居了。”
两人随着人流往码头深处走。
越往里走，景象越震撼。
泉州港原本就是东南第一大港，但李老实从没见过这么多船同时停泊——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帆樯如林，桅杆像一片会移动的森林。有朝廷的官船，有郑家军的战船改装的运兵船，更多的是从闽南各地征调来的商船、渔船、甚至疍民的连家船。
每艘船都挤满了人。
甲板上，船舱里，连船尾的舵楼都塞着三四户人家。行李堆得像小山，鸡鸭在笼子里叫，猪崽在竹笼里拱，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呵斥声、船工的号子声混在一起，嘈杂得让人耳朵发麻。
“上船！快上船！”
跳板前，一个水手拿着鞭子，但没真打，只是虚晃着驱赶人群：“‘福春号’，晋江县第七批！上去了就往里走，别堵在船头！婆娘孩子去底舱，男人在甲板上找地方！”
李老实一脚踏上跳板。
木板在脚下晃悠，下面是浑浊的海水。他深吸一口气，抓紧了肩上的扁担——一头是破被褥，一头是铁锅和几件农具。
“爹！”身后传来大儿子的声音。
李老实回头，看见婆娘抱着闺女，两个儿子紧跟在后面，脸上都是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