巳时正,热兰遮城主城门。
吊桥缓缓放下,铁链摩擦的吱呀声在晨风中传得很远。桥身是用整根整根的台湾桧木铺成,浸了三十八年的海风咸气,木板已经发黑,但依旧结实得能过炮车。
郑成功没有骑马。
他徒步走过吊桥,牛皮战靴踩在木板上,每一步都发出沉稳的响声。身后跟着甘辉、陈泽、周全斌等一众将领,再后面是三百亲兵——全部换上了崭新的深蓝色箭袖武服,腰佩雁翎刀,背挂燧发短铳。
城门洞里很暗。
荷兰人撤退前显然匆匆打扫过,但青石地板上还能看见深褐色的污渍——那是洗不掉的血迹。墙壁上的火把架歪歪扭扭,有几盏油灯还亮着,灯油是劣质的鱼油,发出腥臭的烟。
郑成功在城门洞中央停下。
他抬头看头顶的拱券,那里原本应该挂着东印度公司的voc徽章,但现在只剩几个残留的铁钉。阳光从城门另一侧斜射进来,在青石地板上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他站在阴影里,前方是光明。
“大将军。”甘辉低声提醒,“揆一在城门外等候。”
郑成功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走出城门洞的瞬间,阳光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看见城门外那片空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
最前面是揆一。
这个五十三岁的荷兰总督,今天穿得很正式:深蓝色天鹅绒总督礼服,银线刺绣的肩章,白色蕾丝衬衣,三角帽托在左臂弯里。他身后站着二十几个荷兰军官和官员,也都穿着相对整洁的服装,但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再后面,是六百多名荷兰俘虏。
他们按连队站成方阵,虽然衣衫褴褛、不少人带伤,但队列还算整齐。这是揆一最后的坚持——投降可以,但不能失了军人的体面。
郑成功走到揆一面前,两人相隔三步。
晨风吹过,吹动郑成功猩红的披风,吹动揆一花白的鬓发。远处有海鸥的鸣叫,还有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但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两人身上。
“郑将军。”揆一先开口,用生硬的汉语,“按照降约,我,弗雷德里克·揆一,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总督,现将热兰遮城及台湾全岛,交还大明。”
他从身旁的范德林特手中接过一个紫檀木匣,打开。
匣里是两样东西:一把黄铜钥匙,一块黑铁令牌。
钥匙是城门钥匙,令牌是总督令牌——正面是voc徽章,背面刻着“台湾总督,1646-1662”。
揆一双手托着木匣,向前一步,躬身递出。
这个动作让所有荷兰军官的呼吸都滞了一瞬。他们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不是简单的投降,是政权的交接,是三十八年殖民统治的终结,是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最大一块殖民地的易手。
郑成功没有立刻接。
他看了那木匣三息,然后抬起眼,目光越过揆一,看向他身后那些荷兰俘虏。那些蓝眼睛里,有不甘,有屈辱,有绝望,但更多的是一种认命般的麻木。
一百三十天的围城,三天三夜的巷战,最后换来这样一场交接。
“钥匙,我收下。”郑成功终于开口,“令牌,你留着。”
揆一愣住。
不光他,所有荷兰人都愣住了。连甘辉、陈泽这些明军将领,也都露出不解的神色。
“三十八年,六百七十四名荷兰籍军民埋骨台湾。”郑成功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这块令牌,就当是给他们的墓碑。将来若有后人从荷兰来此祭扫,至少知道他们的总督,没有把象征职权的信物,像战利品一样交出去。”
他说完,才伸手接过木匣,但只取出那把黄铜钥匙,令牌依旧留在匣中。
揆一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这个五十三岁的老人,此刻眼圈突然红了。他死死咬住牙,用力眨了几下眼睛,才把那阵突如其来的酸涩压下去。
“多……多谢。”他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声音哽咽。
郑成功点点头,侧身让开一条路。
那是一条从城门通往码头的路,路两旁已经站满了明军士兵——全部持枪肃立,枪口朝天,这是对投降者的基本礼仪。
“揆一总督。”郑成功做了个“请”的手势,“按照降约,你和你的部下,现在可以前往码头登船。第一批遣返船只已经靠岸,粮食、饮水、药品,都已备齐。”
揆一深深看了郑成功一眼。
那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感激,有不解,有屈辱,但最深处的,是一丝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敬意。
他戴上三角帽,转身,对身后的军官们说了句荷兰语。
军官们立正敬礼,然后开始指挥俘虏队列。六百多人排成四列纵队,沿着那条明军持枪肃立的通道,向码头方向走去。
脚步很整齐,但也很沉重。
每一步都踏在台湾的土地上,踏在他们经营了三十八年、如今却要永远离开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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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站在原地,目送这支队伍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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