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兰遮城的夜晚，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死亡与绝望的恶臭。
那是伤口腐烂的甜腥、粪便堆积的臊臭、尸体未及掩埋的腐臭，以及最后一点粮食发霉的酸馊，在六月湿热的海风里发酵而成的味道。这味道渗透进棱堡的每一块砖石，浸染着每一寸空气，无论你躲到哪里——总督府、教堂、军官宿舍——它都如影随形，提醒着这座城堡里的人们：你们正在缓慢而确凿地死去。
窗外传来压抑的啜泣声。揆一知道，那是军医院的方向。热病和坏疽在这个月里夺走了至少两百条性命，药品早在十天前就用完了。亲眼看到军医范·德·海登——那个从莱顿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用烧红的刀子为一个士兵截肢，因为没有麻药，士兵的惨叫声传遍了半个城堡。手术后不到两个时辰，士兵还是死了，伤口感染的速度快得可怕。
“总督阁下。”
“说吧。”揆一的声音很疲惫。
“刚清点完库存。”林登的声音干涩，“粮食只够维持四天，如果按照现在每人每天六盎司面包的配给。火药还剩两成，铅弹更少。饮用水……东井昨天彻底干了，西井的水混浊发绿，已经有好几个人喝了后上吐下泻。”
揆一闭上眼睛。四天。郑成功给的三日期限，是算准了他们的死穴。
“伤亡情况？”
“还能战斗的士兵，包括轻伤员，四百二十三人。重伤员一百八十七人，大多撑不过这个星期。平民……还有三百多人，主要是妇女儿童和工匠。”林登顿了顿，“另外，今天上午又有十七个土着佣兵从北墙溜走了。现在剩下的不到五十个，而且都在暗中串联，我怀疑他们随时可能倒戈。”
揆一揉着太阳穴。土着佣兵的背叛是迟早的事，他们本来就是为了钱才为荷兰人打仗，现在城堡将破，傻子才会留下来陪葬。
“军官们呢？”
“都在楼下议事厅等您。卡佩伦副司令也在。”
提到这个名字，揆一的眼皮跳了一下。卡佩伦，考乌的副手，澎湖海战的亲历者，昨天被明军放回来当劝降使者。这个人的归来，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明军不想强攻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但他们有绝对的自信——自信到可以把敌方高级军官放回来劝降。
“知道了。”揆一起身，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军服，“召集所有少尉以上军官，还有民政官员。是该做个决断了。”
总督府一楼的议事厅，曾经是热兰遮城最威严的地方。
橡木长桌可以坐下二十人，墙上挂着荷兰省七盾徽章和东印度公司的voc标志，壁炉架上陈列着从土着部落缴获的武器和工艺品。但现在，壁炉早已冰冷，徽章上落满灰尘，长桌边坐着的军官们一个个面如死灰。
揆一走进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那些目光里混杂着期待、恐惧、怨恨，还有一丝丝几乎熄灭的希望。
“诸位。”揆一在主座坐下，双手按在桌面上，“郑成功的最后通牒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是第一天，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做决定。在此之前，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短暂的沉默。
然后，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守备队长雅各布·范·德·林登（与副官同姓但非亲属）。这个五十岁的老兵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划到下巴的伤疤，是在巴西与葡萄牙人作战时留下的。他的声音像砂纸摩擦：
“总督阁下，我的意见很简单：打到底。东印度公司一百年来，从来没有向土着或东方人投降的先例。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把刺刀。就算城破，也要让明国人付出足够的代价。”
“代价？”卡佩伦冷冷开口，“雅各布，你看过澎湖海战吗？你看过赫克托号在炮火中燃烧沉没吗？你看过考乌上校选择与船同沉吗？我们付出了代价——十二艘战舰，四千条人命，远东最精锐的舰队！然后呢？明军只损失了几十条破船和几十个死士！”
“你们知道明军现在有多少船吗？三百五十艘！知道他们的火炮射程吗？比我们的远两成！知道他们有多少士兵吗？光是围城的就有两万，还在不断增加！而我们呢？四百个饿得站不稳的士兵，两成火药，四天粮食！雅各布，你告诉我，怎么打？”
“那就死得像军人！”雅各布吼道，“总比跪着求生强！”
“死？说得轻松。”桑滕插话了，这个负责城堡内务的胖子脸色蜡黄，声音虚弱，“你死了，你手下的士兵死了，然后呢？城堡里还有三百多个平民，妇女儿童，工匠家属。他们也会死——不是战死，是被攻破城堡后屠杀。卡佩伦说得对，明军在澎湖对待俘虏还算人道，至少没滥杀。但如果我们在弹尽粮绝后还负隅顽抗，城破之日，你猜郑成功会不会留情？”
“科内利斯，你怕死就直说！”雅各布讥讽道。
“我怕。”科内利斯坦然承认，“我怕死，也怕我的妻子女儿死。她们就在楼上，已经三天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七岁的小女儿昨天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回答不了她。”
这番话让议事厅的气氛更加沉重。许多军官低下了头——他们也有家属在城堡里，或者在巴达维亚等待消息。
“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