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博斯曼举手，这是个精瘦的弗里斯兰人，负责管理仓库，“就算我们想打，拿什么打？火药受潮严重，十发里至少有三发哑火。铅弹快用完了，我们开始融化教堂的铅窗玻璃来造子弹。粮食……我就不重复了。最致命的是士气——士兵们知道援军覆灭的消息后，一半人已经崩溃了。昨天有四个士兵试图从南墙溜走，被抓住后直接枪决。但这种事会越来越多。”
“那就再枪决！”雅各布拍桌子，“逃兵一律处死！”
“然后呢？把所有动摇的人都杀光？到最后就剩你一个人站在城墙上？”卡佩伦冷笑，“雅各布，我在澎湖看到过明军的‘铁人军’，他们披着双层甲，顶着我们的排枪冲锋，砍断我们的刺刀，把我们的士兵像砍柴一样劈开。你觉得我们这些饿得拿不稳枪的士兵，能挡住那样的军队？”
议事厅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主战派和主和派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指责，声音越来越大。有人拍桌子，有人站起来挥舞手臂，有人甚至把手按在了佩剑上。
揆一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作为总督，他需要知道每个人的真实想法，需要知道军心的极限在哪里。
争吵持续了一刻钟，直到一个年轻军官怯生生地举手：
“总督阁下，我……我有一个问题。”
“说吧。”揆一点头。
“如果我们投降……郑成功真的会遵守承诺吗？欧洲人都说东方人不守信用，他们会不会在我们放下武器后，把我们都杀了？”
这个问题问到了所有人的心坎上。议事厅安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他环视在场军官：“我在明军的船上待了三天，见到了他们的统帅郑成功，也看到了他们如何对待俘虏。首先，他们没杀我——不仅没杀，还给我的伤口上药，给我饭吃。其次，我看到了他们从赫克托号上救下来的荷兰俘虏，八十七个人，都还活着，虽然被关着，但没受虐待。”
“你看到的有可能是他们故意做给你看的。”雅各布质疑。
“有可能。”卡佩伦承认，“但我还看到了别的东西——明军的军纪。郑成功的士兵没有酗酒，没有赌博，没有骚扰平民。他们甚至把一部分军粮分给澎湖的渔民，换取情报和向导。这样的军队，和我们在巴达维亚听到的‘野蛮海盗’形象完全不同。”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沉：“更重要的是，郑成功这个人……他有野心。他要的不是屠杀，是征服。杀光我们对他没好处，留着我们，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带回南京献俘，才能彰显他的武功。而且——”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这是郑成功亲口说的投降条件，我记下来了。第一，所有荷兰人交出武器，但个人财物可以保留。第二，军官和士兵分开安置，保证人身安全。第三，伤员可以得到医治。第四，最终所有俘虏会经由厦门送往南京，由大明皇帝决定处置，但郑成功会为我们求情，争取遣返。”
军官们传阅那份文件。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要宽松，至少没有立即处决的条款。
“但这些条件没有写在劝降信里。”科内利斯指出。
“郑成功说，这是‘私人承诺’。”卡佩伦苦笑，“他说，如果我们顽抗到底，他会把条件公开写在劝降信上，但那样他就必须严格遵守。而如果是私下承诺，他可以灵活操作，比如……悄悄放走一些人。”
“放走？”揆一终于开口。
“对。他说，如果我们配合，他可以在押送途中‘安排’一些俘虏‘逃脱’，尤其是民政官员和技术人员。他对商人、工匠、学者没有敌意，只痛恨军人。”卡佩伦看向揆一，“总督阁下，我认为这是真话。郑成功需要向他的皇帝证明他打赢了，但他不需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南京去。放走一些人，对他没损失，还能换取我们的配合。”
议事厅里一片窃窃私语。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如果投降不是死路一条，如果还有机会回到巴达维亚，甚至回到荷兰……
“但我还有一个顾虑。”揆一缓缓道，“我们投降后，东印度公司会怎么看？总督会怎么看？我们会被视为懦夫、叛徒，我们的家人会蒙羞，我们的财产会被没收。”
“总督阁下。”卡佩伦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您觉得，如果我们战死在这里，公司就会善待我们的家人吗？总督派考乌来救援，考乌战死了，舰队覆灭了。您猜总督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热兰遮城陷落的消息传回阿姆斯特丹，传到十七人董事会的耳朵里。如果他可以宣称：‘虽然热兰遮城陷落，但守军战斗到最后一人，彰显了公司的勇气’——那对他反而是好事。我们的死，会成为他推卸责任的借口。”
这番话说得赤裸裸，但也真实得可怕。
揆一沉默了。迪门那张永远冷漠的脸，想起董事会那些只关心利润的商人。卡佩伦说得对——死人不会说话，死人最适合背锅。
“所以。”揆一总结道，“如果我们战死，公司会把失败归咎于我们指挥不力；如果我们投降，公司会把失败归咎于我们缺乏勇气。横竖都是错，对吗？”
“但活着，至少还有机会辩解。”卡佩伦轻声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