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5日，安徽文联老洋楼的会议室里，晨光通过木格窗斜切进来。
长条桌两端摆着搪瓷缸，缸沿结着深褐色的茶垢，烟缸里的烟蒂已经堆成小丘。
许成军捏着《谷仓》的手稿，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长条桌前的人齐刷刷抬头。
“人齐了，开始吧。”
周明把烟卷摁灭在缸里，烟丝的焦香漫开来。
“先介绍下，这位是凤阳知青许成军，《谷仓》的作者。”
他指了指许成军，又转向在座的人。
“这位是省作协的苏中老师，《安徽文学》评论负责人；刘祖慈老师，诗歌组组长；刘先平老师，小说组主编；公刘和韩瀚两位诗人，钱念孙老师，文艺理论家。”
许成军鞠躬时，目光扫过这些在安徽甚至全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作家、评论家、诗人。
历史的时光在这一刻凝滞。
突然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翻到的《安徽文学四十年》。
扉页上的黑白照片里，苏中握着枣木烟斗的手、刘先平补丁衬衫的肘部、公刘架在鼻尖的蓝框眼镜，竟和眼前分毫不差。
“先请许同志讲讲创作思路。”周明敲了敲桌面，目光扫过众人，“我们今天不搞形式，直奔主题。”
许成军清了清嗓子，声音带着凤阳方言的尾音：“我写《谷仓》，是因为在凤阳亲眼看见许老实，就是小说里的许老栓原型，把漏麦一粒粒捡起来，藏在布包里。他说‘集体仓漏的，将来总会算清’。这让我想到，谷仓不只是装粮食的地方，更是装着农民心事的容器。”
他翻开手稿，指着“仓壁刻痕”章节：“这些刻痕，有的是‘1958年’的深痕，有的是‘1978年’的浅印。深的是苦，浅的是甜。许老栓用秤杆刻痕时，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不是怕被发现，是怕对不起土地。”
苏中突然插话，烟斗在桌上敲出清脆的响。
“这种意象很妙。但我要问，你写‘许老栓藏布帐’，是想表现个体与集体的冲突，还是想记录历史？”
“都有。”许成军直视苏中，“去年实际亩产差就在帐上，集体地亩产三百，自留地五百二十八斤。”
苏中挑眉，烟斗在掌心转了半圈：“哦？你倒说说，你的‘痛感’藏在哪？”
“藏在许老栓的布帐里。”
许成军翻开手稿，指腹点在“漏麦四十五斤”那行，“他记漏麦时，特意把‘集体仓’三个字刻得浅，‘自留地’刻得深。这不是故意为之，是农民的本能让他的手偏了。就象您写的，农民的帐本从不说谎。”
刘先平突然笑了，“1962年我在定远插队，你这细节，比我当年的采访笔记还真。”
“因为历史就在那里。”许成军的声音不高，却让满屋的烟味都淡了。
公刘把烟卷按灭在缸里：“这话够劲！你那‘钥匙熔犁铧’的结尾，再改改。‘铜水漫过刻痕时，像把旧帐全浇成了新苗’，怎么样？”
许成军莞尔，诗人的天性就是追求隐晦的表达。
《哎，大森林》他大学时可是背过了三四遍。
“公刘老师，”许成军抬头，“我想加句‘犁铧入土那天，许老栓数了数仓壁的刻痕，突然发现深浅加起来，刚好够今年的麦种’。苦难总得结出点实在的东西，才对得起那些饿肚子的日子。”
公刘拍着桌子笑：“好个‘实在的东西’！比我们这些老骨头会说话！”
这时钱念孙翻开笔记本，笔尖顿在纸上。
“我换个角度说。《谷仓》最难得的，是让‘集体帐本’和‘布面私帐’成了互文。”
“许老栓既怕私分挨批，又忍不住往仓角撒麦种，这种拧巴不是性格弱点，是这一时期最真实的精神状态。你的人物，把这层心思说透了。”
这话比任何赞美都让许成军心头发烫。
他想起前世写论文时分析过的“79年文学的尤豫性”。
此刻竟由亲历者亲口说出，而自己的小说成了注解。
“但我有个疑问。”苏中突然开口，烟斗指向“528斤”那段，“这数字太扎眼，容易被人抓把柄。”
“苏老师，”许成军有些迟疑，“实际就是这么多。我改了，是对这片土地不诚实。”
他顿了顿，声音不大但却异常坚定，“文学要是连真话都不敢说，不如回家卖红薯！”
会议室内安静了。
沉默片晌，周明拍桌：“说得好！现在我保这稿子不改数字，我周明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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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在文联食堂吃饭时。
刘祖慈往许成军碗里夹了块红烧肉，这位刚刚年过四十的中年人，在历史上发掘顾城、梁小斌等青年诗人，成为新时期诗歌崛起的重要推手。
他眼里带着赞赏：“你这股劲，像年轻时的公刘。我给你透个底，《安徽文学》九月刊的头条，编委们早内定了《谷仓》”
他看着许成军没什么喜形于色的表情，点了点头。
“我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