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招待所的晨光刚爬上桌角，许成军已经改完最后一页稿。
帆布包被他拽到膝头。
他数了数兜里的钱：三块五毛六分，两尺布票，三斤全国粮票。
这是从知青点带的盘缠里抠出来的，得给凤阳的乡亲带点实在东西。
“改完了？”
斜对床的跑供销大叔正往铝饭盒里装咸菜。
“长江路新开了家‘工农兵商场’，有上海来的的确良，姑娘家都爱穿。”
许成军把稿纸折成方块塞进怀兜，笑了笑：“去瞅瞅，总不能白来趟合肥。”
长江路的日头刚热起来，自行车流已经汇成河。
穿蓝布衫的大嫂挎着竹篮往菜场赶，篮子里晃着个铁皮罐，里面是给摆摊丈夫温的玉米粥。
修鞋摊的老头蹲在马扎上，锥子穿透鞋底的“噗”声里，夹杂着“两毛补个掌，不能再少”的讨价。
供销社的玻璃窗后，的确良布料挂成彩虹，红底黑字的牌子写着“一尺一块八，凭票供应”。
窗台上的蝴蝶牌缝纴机擦得锃亮，标价牌上“工业券50张”的字样格外扎眼。
许成军顺着人流走，眼睛像被水洗过似的亮。
他在修表摊前停了停，师傅正用镊子夹着游丝。
玻璃柜里的上海牌手表标价一百二十块，旁边用粉笔写着“需侨汇券”。
这场景让他想起李二娃总念叨的“啥时候能有块表”，忍不住笑了。
那小子怕是不知道，再过几十年，电子表会便宜得论斤称。
走到明教寺农贸市场时，吆喝声差点掀翻头顶的太阳。
戴草帽的老汉蹲在麻袋旁，面前的红芋堆得象小山，筐沿压着“议价三分/斤”的纸条。
穿碎花褂的妇人捏着两毛钱，跟卖鸡蛋的争得脸红：“一毛二给十个，少一个我跟你去公社评理！”
最热闹的是个炒货摊，黑铁皮锅里的瓜子蹦得欢，摊主用大蒲扇扇着烟，嗓门比喇叭还响：“芜湖瓜子，两毛五一两，不要票！”
许成军刚凑近，就听见两个大妈的对话飘进耳朵：
“听说没？芜湖那个年广九，把瓜子炒得比糖还甜，一天能卖几百斤！”
“可不是嘛！我侄子在芜湖钢铁厂，说那傻子雇了十几个临时工，半夜还在炒，队里说他‘走资本主义’，可人家就敢干！”
“傻子”两个字让许成军的脚步顿了顿。
他脑子里瞬间闪过《激荡三十年》里的段落：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后来成了个体户的活标本。
没想到1979年的合肥街头，已经能听到这名字。
他摸了摸下巴，见摊主正给人称瓜子，秤杆翘得老高。
“称二两。”许成军掏出五分钱递过去。
摊主是个精瘦汉子，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听你口音象凤阳的？”
“您听的真准！”许成军竖起大拇指，接过纸包，瓜子的焦糖香混着烟火气钻进鼻子。
他开玩笑的道：“您这瓜子，比芜湖的差多少？”
汉子咧嘴笑，也不恼。
“差在胆子！年广九敢把瓜子分成‘奶油’‘五香’，咱只能炒原味。不过话说回来，他那秤是准的，一两就是一两，不象有的人，秤杆压得低低的。”
许成军捏了颗瓜子扔进嘴里，脆得直响。
他这年代的生意人，还看重秤星上的良心。
从市场出来，许成军的帆布包沉了不少。
给杏花扯了尺淡蓝的确良，花了一块八加两尺布票，布店老板娘用滑石笔在布角画了只小蝴蝶，说“这是上海新花样”。
给赵刚买了两两地瓜烧，一毛五一两，不要票，酒壶是粗陶的，沉甸甸压手。
给李二娃的奶糖最费心思，供销社的水果糖要粮票，他绕到街角的烟酒店，买了包“大白兔”，两毛二。
老板偷偷塞给他：“这是华侨带的，别声张。”
最后剩的一毛钱，他买了串糖葫芦。
山楂裹着晶莹的糖壳，咬下去酸得眯眼，甜汁顺着嘴角流到下巴，惹得旁边的小孩直瞅。
许成军笑着把剩下的两颗塞给孩子，看他攥着糖串跑远。
突然觉得这趟街逛得值，能摸到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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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招待所时，夕阳正往窗纸上泼金。
许成军刚把东西归置好，就听见敲门声，“咚咚”两下，带着股毛躁劲儿。
开门一看，是省报那小伙子，怀里抱着摞报纸，额头上全是汗。
“许同志，可算找着你了！”
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放，露出里面夹着的稿纸，“我大名马胜利，省报记者组的。这是我表哥托我给你的。”
许成军这才想起，从澡堂结下缘分的小伙子只知道叫小马，还没问名字。
上回带的馄饨也因为没碰到本人，最后都进了许成军的肚子。
他递过搪瓷缸：“先喝水，看你跑的。”
马胜利灌了大半缸水，抹了把嘴。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