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5月，杨秀清令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军北伐；令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军西征。
6月初，在杨秀清的支持下，陈城率领全军3000人移驻铜陵，总算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铜陵是个小县，属于池州府，夹在安庆和芜湖中间。北部被长江隔断了去路，西部、东部、南部都是连绵不断的山脉。这里人口不多，土地也少，实在不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
杨秀清将他们安置在铜陵，正是考虑到铜陵县人力物力有限，防止火军坐大。
火军从金陵出发时，共有各类人员三千人，经过五天行军到达铜陵。第一件事便是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两千五百七十六人，五百多人开了小差。
这件事警醒了陈城，虽然队伍发展得很快，却没有夯实根基。一次行军便减员六分之一，假如要打仗，岂不是要哗变？
因此，在铜陵扎营后第一件事，便是讨论解决队伍的建设问题。黄宇的队伍减员最少，陈城请他概括经验。
黄宇说：“我没什么大理论，主要还是靠以前的老经验。管理学上有个说法，人际关系的极限是150人，也就是说，一个管理者最多能管理150个人。同理，一个优秀的团队通常不能超过10个人。例如，足球队的人数为11人，企业董事会的人数一般也不会超过10人。现在呢，我手底下有500人。于是呢，我便将底下编成4个连，每个连120人，连长都是原来的老兄弟。排长、班长都选用精干的贫苦农民、开明知识分子。平时事情多的时候，我就召集班以上骨干，召开骨干会议，统一骨干思想。事情少的时候，我就召集全体官兵，向他们训话，让新入伍的士兵知道，我军是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的，是为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为农民谋福利的。这次长途行军，我连仅掉队35人，正利益于我前期的工作。”
何兆武说：“老黄说的不错。以前我总以为思想工作没用，现在换了环境才发现，思想工作正是我军凝聚士气、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的不二法宝。”
李想的部下掉队最多，他一向失之宽软，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快理顺编制。现在我们各自都有四五百号人，不统一编制是不行的。”
这个李想，兵龄也算比较长了，又管过几百号人了，讲话却还是没什么条理。他是广西人，将来还要依仗他和太平军搞好关系呢。
陈城想了想说：“部队编制问题，需要通盘考虑。我初步想了想，铜陵人口不多，特产也不丰富，很难供养一支大军。对外呢，我们仍称火军，名义上是太平军东王的属下。实际上，我们并不听太平军号令，对内成立一师，我任师长，按照黄宇、王韬、李想、何兆武的顺序成立一、二、三、四团，荷田成立直属团，共五团。另设参谋部，由黄宇负责，政工部，由荷田负责，后勤部，由何兆武负责。每团初步定为2000人，可辖四个主力营，每营500人。每营可辖四个主力连，每连120人。每连可辖4个排，每排30人。每排可辖3个班，每班10人。编制上，大致如此，具体由黄宇负责编制。这样的话，全师大概一万余人，加上配属的军夫杂役，大概有两万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成立党政机构，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成立军工厂等，至少也需要五千人。两万五千人，这已是铜陵县乃至周围府县所能供养人口的极限了。”
荷田说：“我们不能为了扩充力量竭泽而渔。今后一段时间，我军的重点仍是加强自身的建设，坚持独立自主，不断发展壮大。太军军西征军已经深入江西，主战场将在江西、湖南、湖北展开。铜陵一时半会不会有战争发生，我们不必全力扩充军备，而应着手分田到户，争取农民支持。同时，行军途中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荒地，大量的流民又衣食无着。我们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半军事化的形式成立军屯，开垦农田，既能生产粮食，产生效益，又能安置流民，赢得民心。”
何兆武说：“这个主意很妙。但是，湘军即将崛起，太平军将与其拼命厮杀。我们假称是火星人，虽与东王交好，但别人早已将陈城军看作是东王派系。假如战火烧到安庆，恐怕我们难以置身事外了。”
王韬紧接着说：“是呀，军队历来都是在打仗中发展壮大的。就算我们不想和清军、太平军干仗，他们始终会猜忌防范我们，一刻也不会放松。练兵备战仍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昨天，我听说太平军已经紧随我军之后，在长江边上扎营了。假如我们疏于防范，太平军突然发难，岂不措手不及，前功尽弃？”
两人的话不无道理。昨天，太平军小将霍启光率一营水师溯流而上来到铜陵，驻扎在长江江心洲大通镇上，计有战船三十余艘，水军五百余人。
这霍启光正是江宁之战时李开芳的部下，当时仅是个两司马，乘坐热气球突入聚宝门。杨秀清慧眼识珠，将霍启光超拔为水军旅帅，管水军500余人。
但霍启光太年轻，杨秀清不敢骤然委以重任，将他派驻铜陵，除了镇守铜陵，也有监视陈城军的意思。
王韬虽然一向粗鲁无礼，却闻战则喜，大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