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罕见地 “借鉴” 了前线反馈的、关于“黑船”辅助船只的一些设计特点（航速、灵活性），并尝试将其与自己擅长的火炮技术结合，提出了一种理论上可以快速部署、具备一定中近距离火力的小型“突击炮艇”构想。
这份方案，既是对郑和胜利的一种 “技术回应” ，也是一种试探。张岳似乎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融入这场由郑和主导的变革。他想知道，郑和是否愿意接受这种 “折衷”——即在保留新体系灵活性和人员主动性的前提下，引入经过改良的、更贴近实战需求（而非单纯追求威力）的技术装备。
郑和接到这份方案，陷入了长久的沉思。方案本身的技术含量毋庸置疑，甚至有些思路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关键在于，方案的提出者是张岳，是那个曾经代表绝对技术控制、漠视人命的体系的核心。接受这份方案，意味着要与张岳重新建立某种有限的、以特定项目为纽带的合作关系。这会不会是张岳体系试图重新介入前线、甚至“腐蚀”新体系的开始？
郑和面临的，是一场艰难的政治与技术双重博弈。他需要技术，但又必须警惕技术背后的旧体系惯性。他最终的决定是：有条件地接受。他批复道：方案“颇有新意，可着精器坊试制原型，然需派前线熟知水战之官兵全程参与监造与测试，一切以实战适用为准，不得拘泥旧规”。这既给了张岳一个台阶，也明确划定了界限——技术可以合作，但主导权和最终评判标准，必须握在前线、握在他郑和手中。
张岳接到批复，没有异议，只是默默开始了新的“优化运算”。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项目参数集”。他开始尝试与郑和派来的几名军官进行沟通（尽管过程极其艰难和低效），去理解他们口中那些关于“航速与火力的平衡”、“操作的简便性”、“恶劣海况下的可靠性”等非纯技术参数。
郑和与张岳之间，一种基于特定项目的、充满试探与戒备的 “有限合作” 关系，在血与火的背景下，悄然建立。这比洪武沈敬与方孝孺的“合作”更加务实，也更加危险，因为它直接关乎生死存亡的技术力量。
三、奇点审视：博弈的本质与“南方”
当沈敬与方孝孺的“合作”因情报失误和官僚作风而产生信任裂痕，观测所被迫在夹缝中更加艰难地维持平衡时；当郑和以一场战术胜利证明新体系的可行性，并由此开启了与张岳之间充满试探与戒备的“有限技术合作”时——“奇点”那超越时空的意志，正以近乎贪婪的精度，分析着这两场同时在不同时空上演的 “锚点博弈”。
在它看来，这两场博弈，虽然形式不同（洪武是情报政治博弈，永乐是军事技术博弈），但其本质，都是各自道路在遭遇外部强压（“黑船”）后，内部不同要素（秩序与边缘信息、技术与体系变革）之间，为争夺危机应对主导权和未来道路定义权而进行的激烈互动。
洪武博弈（沈敬 vs 方孝孺）： 其核心是 “信息控制权” 与 “政治合法性” 的争夺。沈敬代表的“边缘探查”能力，是体系应对外部未知威胁的重要补充，但其非正规性、秘密性与官僚体系的公开性、程序性存在根本矛盾。方孝孺试图“收编”和“利用”这种能力，却因官僚惯性（冒进、轻忽人命）和自身政绩需求，导致了合作的破裂和信任的丧失。这场博弈，暴露了洪武“秩序”道路在吸纳异质能力、进行柔性适应时的 “制度性消化不良”。沈敬被迫变得更加谨慎和善于隐藏，而方孝孺则可能变得更加倾向于依赖传统的、可控的官僚手段。这可能导致洪武在面对“黑船”这类非常规威胁时，反应更加迟钝和僵化。
永乐博弈（郑和 vs 张岳）： 其核心是 “技术路径主导权” 与 “军事体系建构权” 的争夺。郑和通过战术胜利和新体系建设，证明了人、战术、体系协同的重要性，挑战了张岳代表的 “技术决定论” 和 “绝对控制” 范式。张岳被迫做出调整，尝试进行“有限合作”，但这合作充满试探和不信任。这场博弈，体现了永乐“力量”道路在遭遇惨败后，其内部剧烈的自我批判与 “路径修正” 努力。郑和需要张岳的技术，但必须防止旧体系的复辟；张岳需要证明自己技术的“实用性”以重新获得认可。这种动态的、充满张力的互动，可能催生出一种 “技术与实战需求更好结合” 的新模式，也可能因内部撕扯而再次陷入停滞。
“奇点”尤其关注的是，这两场博弈的进程与结果，似乎都在被同一个遥远的 “回响” 所影响和塑造——那就是“南方阴影”的持续活动。
沈敬情报线的暴露与损失，很可能与“黑船”势力对情报泄露的警觉和反制有关。
郑和“鬼见愁”伏击的成功，直接依赖于汪直传递的、关于“黑船”补给航线的精准情报，而这情报的来源，极可能与“南方”内部的信息泄露或汪直自己的情报拼接能力有关。
甚至张岳那份“突击炮艇”方案中“借鉴”的敌方船只特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