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方孝孺在定海卫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除了抓了几个倒霉的、说不清去向的低级军官充数，并未找到任何确凿的“通敌”证据，更未能触及“黑船”巢穴的核心。这场兴师动众的行动，不仅无功而返，反而加剧了军中的不满与猜忌，也让方孝孺的声望受到了影响。他开始意识到，依靠沈敬那种“旁门左道”的情报，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他对观测所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合作利用”，转向了 “有限度的戒备”。
沈敬在“奇点”网络中的状态，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他既要应对来自“黑船”的外部威胁，又要周旋于方孝孺的猜忌与利用之间，还要保护自己那脆弱而危险的情报网络。那种因“污染”而产生的、对“直接有效手段”的倾向，在这种高压下，开始与他原本的“边缘智慧”和“信息管控”能力更深地融合，催生出一种更加冷酷、更加善于在多重夹缝中维持微妙平衡的特质。
相较于洪武朝堂上“合作者”之间的暗流与猜忌，永乐前线的博弈，则以更加直接、更加血淋淋的方式展开。
郑和整合后的水师新体系，虽士气有所恢复，战术更加灵活，但核心问题——缺乏能够与“黑船”主力正面抗衡的强力火炮——并未解决。皇帝“以战果示朕”的压力与日俱增，朝中质疑他“只守不攻”、“空耗钱粮”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
郑和知道，他必须打一仗，用一场有限但意义重大的胜利，来证明新体系的可行性，堵住悠悠之口，也为后续更大的行动争取时间和资源。他的目标，不是寻找“黑船”主力决战（那无异于自杀），而是精心选择了一次 “战术性试探攻击”。
根据汪直那条隐秘渠道传递来的、关于“黑船”舰队可能在某条固定航线上进行定期补给的零星信息，结合侦察兵对附近海域水文气象的观测，郑和判断，有一小股“黑船”（可能是一两艘负责侦察或运输的辅助船只）近期可能会途经闽粤交界处一片暗礁密布、被称为‘鬼见愁’的海域。这片海域地形复杂，大船难以机动，正是发挥己方小型快船灵活优势、进行伏击的理想场所。
郑和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派出以“斥候群”和“突击群”为主的精锐，乘坐数十艘经过改装、航速快、吃水浅的小型“鹰船”、“沙船”，携带大量火油罐、火药包和改良过的强弩，提前数日潜伏在“鬼见愁”外围的岛屿和礁石群后。主力“炮舰群”则停留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作为威慑和接应。
行动当天，果然有两艘形制类似“黑船”风格、但体型较小的帆船，小心翼翼地从“鬼见愁”航道驶过。郑和的伏击舰队如同鬼魅般从暗处杀出，利用复杂地形的掩护，从多个方向快速逼近敌船。他们没有选择用稀薄的火炮对射（那毫无胜算），而是冒着敌船零星的火铳射击，悍然发起接舷跳帮！
战斗短暂而激烈。明军士兵利用钩索和拍竿强行登船，与敌人在狭窄的甲板上展开血腥的白刃战。同时，数艘快船将点燃的火油罐和炸药包抛向敌船的关键部位。其中一艘敌船很快燃起大火，船员跳水逃生；另一艘则被明军成功夺占，虽然船体受损严重，但俘获了包括船长在内的十余名俘虏，以及船上的部分物资和文件。
这是一场典型的 “以战术和勇气弥补装备劣势” 的胜利。明军以轻微的代价（数艘快船受损，数十人伤亡），击沉、俘获敌船各一艘，取得了对“黑船”作战的首次实质性战果。
捷报传回北京，朱棣精神为之一振，朝野也为之一惊。虽然战果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巨大——证明“黑船”并非不可战胜，郑和的新战术体系行之有效！朱棣当即下旨褒奖，赏赐有功将士，并明确指示郑和“可继续依此方略，相机歼敌”。
然而，胜利的光环之下，是沉重的代价和更深层的博弈。
首先，是情报来源的风险。汪直提供的那条关于“黑船”补给航线的信息，虽然精准，但其来源极其隐秘且无法公开。郑和这次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己方可能拥有非常规的、准确的情报渠道。这会否引起敌人的警觉，甚至顺藤摸瓜，危及汪直这条脆弱而关键的“暗线”？郑和在报捷奏疏中，对此绝口不提，只将胜利归因于“将士用命、战术得当、天时地利”，但心中的隐忧却挥之不去。
其次，是战术的局限性与残酷性。这次胜利，依靠的是近战、火攻和以命相搏。在“鬼见愁”这样的特殊地形可以成功，但在开阔海域面对成建制的“黑船”舰队主力，这种战术无异于送死。它证明了郑和体系的韧性和灵活性，但也凸显了其在远程火力上的绝对劣势。要应对未来的大战，必须尽快获得或研制出能与敌抗衡的火炮。而这一点，绕不开精器坊，绕不开张岳。
果然，捷报传到精器坊，张岳的反应并非祝贺，而是立刻呈上一份新的、更加详细的 “关于小型快速舰艇搭载轻型高效火炮的技术可行性分析与初步设计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