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潜在的灭顶之灾，被沈敬以这种半妥协、半隐藏、半展示价值的复杂方式，暂时化解了。观测所得以在方孝孺的眼皮底下，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小心翼翼的姿态，继续其秘密的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但沈敬知道，观测所已经彻底暴露在朝廷的目光之下，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相对超然的状态。他本人，也从一个相对纯粹的研究者，变成了一个更加精通 “体制内生存术” 与 “信息管控” 的复杂角色。
与此同时，远在浙江，因战略重心转移而暂时被“冷落”的于谦，并未停止他的工作。他依旧在默默地、更加细致地清理着东南官场的积弊，追查着可能的“内线”。漳州湾惨败的消息传来（尽管是永乐朝的事，但类似事件在洪武时空也引发了极大震撼），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内贼，外敌岂能如此猖獗？他认为方孝孺南下“安抚”只是治标，唯有继续深挖内部，才能治本。
然而，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朝廷高层的“温差”。皇帝的旨意、太子的沉默、方孝孺的南下，都透露出一种“军事优先、稳定为上”的倾向。他那种激烈直谏、要求“除恶务尽”的风格，在此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力。那丝因“污染”而生的对“彻底净化”的偏执，在现实的冷遇下，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转化成一种更加内敛、却也更加坚定的信念坚守，甚至隐隐带上了一丝 “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悲壮色彩。
漳州湾的冲天大火和震耳欲聋的爆炸，不仅焚毁了明军的战船与荣耀，更在永乐朝“技术—军事”复合体的核心，烧出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这道裂痕，首先在精器坊与前线军队之间，彻底撕开。
陈瑄被暂时解除指挥权，回京待参。郑和以“代掌”之名，接手了东南水师残部的烂摊子。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是残破的战船、低落的士气，还有对“神威炮”乃至整个精器坊体系的普遍恐惧与抵触。幸存的官兵谈及“武库舰”的殉爆，无不色变，对任何带有“精器坊”或“张郎中”印记的技术和人员，都抱以本能的怀疑和排斥。
郑和没有强行压制这种情绪，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情绪。他首先做的，不是催促后方送来新的“神威炮”，而是下令将所有前线尚存的“神威炮”及配套弹药、技术监理，全部封存、隔离，暂时退出战斗序列。同时，他以“整编汰弱”为名，将一批与精器坊关系过于密切、或因“神威炮”失误事件而备受质疑的中下级军官和技术人员，调离了关键岗位。
这一系列举措，虽未明言，却无异于在前线，对张岳的体系进行了一次 “事实上的清洗”。它迅速稳定了军心，赢得了大部分官兵的支持，但也彻底激怒了精器坊及其背后的势力。
消息传回北京，张岳罕见地主动求见皇帝。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指责郑和，只是递上了一份新的、更加复杂的 “技术风险评估与战场适应性改进方案” ，以及一份要求严惩“擅自封存国之利器、动摇军心”的将领的奏疏。他的逻辑依旧是冰冷的、技术性的：封存火炮降低了舰队火力，违反了最优作战方案；擅自调离技术人员破坏了“标准化操作流程”，增加了技术风险。至于官兵的情绪、信任的崩塌，在他的参数表中，权重为零。
朱棣看着眼前这两份文书，再想起郑和在密奏中关于“信任重建”、“体系反思”的恳切言辞，以及朝野对张岳日益高涨的弹劾浪潮，心中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
他没有批准张岳的“惩将”奏疏，反而下了一道更加意味深长的旨意：“着郑和，全权负责东南水师整训及战备事宜，凡一应军械调配、人员委用、战术制定，皆可先行后奏，便宜行事。” 同时，旨意中也提到，工部、兵部正会同研讨“战械新制”，精器坊需“积极配合，提供必要之技术资料与支持”。
这道旨意，虽然没有罢免张岳，没有关闭精器坊，但却在事实上，将东南前线的技术主导权和军事指挥权，从张岳和精器坊手中，剥离出来，交给了郑和。“积极配合”的措辞，更是将精器坊从过去的“技术输出中心”，降格为“技术支持单位”。这是自张岳崛起以来，皇帝对他那套体系最明确、也是最严厉的一次限制与分权。
旨意传到精器坊，张岳那始终平静如水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极其细微的、近乎困惑的波动。他的“运算核心”似乎无法完全解析这道旨意背后复杂的政治与人性逻辑。为什么最“优化”的技术方案不被采纳？为什么“非专业”的将领获得了超越技术的权限？这种“非理性”的决策，对他的“目标函数”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罕见的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将自己关在了精器坊最深处的演算室里，对着堆积如山的图纸和数据，陷入了某种近似“宕机”的沉寂。那丝之前因皇帝不满而启动的“生存优化”子程序，开始全速运转，试图在冰冷的技术逻辑与外部“非理性”的政治压力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