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见明军“溃退”，又有多艘“商船”（实为伪装的引饵）在前，贪功心切，三艘船紧追不舍，渐渐被引入了预设水域。
“就是现在！”沈敬站在一艘隐藏在岬角后的中型战船上，猛地挥下令旗。
早已埋伏在两侧礁石后、芦苇丛中的十数艘小型“鹰船”、“沙船”蜂拥而出。这些船小，载人不多，但每船都配备了五六名火铳手，以及大量弓弩和引火之物。它们并不试图撞沉敌船，而是利用灵活优势，迅速贴近，从多个方向，朝着敌船甲板上的贼寇，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虽然略显杂乱但密度颇大的 “火铳与火箭的集中攒射”！
与此同时，那两艘佯退的福船也掉头杀回，用船首的碗口铳和弩炮进行远程压制。
敌寇猝不及防。他们的单兵火器虽然精良，但在同时面对来自多个方向、且不乏弓弩火箭的袭击时，顿时陷入混乱。一艘敌船的帆索被火箭点燃，浓烟滚滚；另一艘甲板上贼寇被火铳齐射击倒数人，惊呼连连。
沈敬看准时机，命令己方最大的两艘战船，朝着那艘因帆着火而速度大减的敌船，发动了凶狠的 “撞击与接舷战”。钩索抛去，拍竿砸下，早已准备好的明军甲士，在火铳和弓弩掩护下，跃上敌船，与贼寇展开血腥的白刃战。
这场战斗规模不大，但战术运用得当，明军以较小代价，成功 俘获了一艘基本完整的“红毛夷式”帆船，毙伤俘获贼寇八十余人，其中包括三名负伤被擒的“红毛夷”！另两艘敌船见势不妙，仓皇逃窜。
捷报传回应天，朱元璋精神为之一振。他不仅重赏了沈敬及有功将士，更下严令：将那艘俘获的敌船、缴获的火器（数支形制奇特的火绳枪和两门小型旋回炮），以及俘虏，尤其是那三个“红毛夷”，不惜代价，完好、迅速地押送京师！他要亲眼看看，这些海外夷人，到底有何凭恃！
北京，皇宫。
相较于朱元璋在制度层面的沉稳布局，朱棣的应对更加急躁，也更具进攻性。平江伯陈瑄关于“海战受挫、敌火器犀利”的奏报，像一根毒刺，扎在他心头。更让他恼火的是，东厂和锦衣卫随后密报，朝野间开始流传一些“怪话”：有的说“宝船队空耗国力，却连家门口的海寇都收拾不了”；有的暗中将此次海寇的“佛郎机火器”与捕鱼儿海的“妖异”联系起来，窃窃私语“莫非真是天谴或妖法”？
“混账！”朱棣在暖阁内来回踱步，脸色阴沉。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其权威和政策的质疑，尤其是这种质疑还与那该死的“妖异”牵扯在一起。
“工部军器局，还没有消息吗？！”他问侍立在旁的太监。
“回皇爷，军器局大使奏称，已集中京畿所有顶尖匠户，日夜钻研那‘佛郎机’火器之妙，然……然其构造精巧，用料、工艺似与我朝迥异，仿制……尚需时日。”太监战战兢兢地回答。
“时日时日！朕要的是结果！”朱棣烦躁地挥手。他知道火器仿制非一日之功，但前线等不起，舆论更等不起。
就在这时，兵部尚书金忠求见，带来了两个消息。一好一坏。
坏消息是：陈瑄再次上疏，称贼寇熟悉海情，避开主力，转而大肆袭扰漕运要害和盐场，东南财赋已受影响，请朝廷速决方略，或增派援兵。
好消息则让朱棣稍感意外：都指挥使刘江，在山东登州外海，以沿岸炮台和预设埋伏，成功击退了一股试图北窜袭扰的倭寇船队，并缴获了一门损坏的“佛郎机小炮”和数支“鸟铳”，已派人星夜兼程送往京师。
“刘江？”朱棣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是一员沉稳敢战的老将。他立刻下旨褒奖，并严令将缴获火器第一时间送至军器局，与福建送来的样本共同研究。
然而，技术上的焦虑尚未缓解，政治上的猜疑与恐怖却在加剧。朱棣对“妖异”与“海寇”可能存在的联系深信不疑。他密令东厂提督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给朕盯紧了！朝中、军中、乃至民间，凡有言论怪异、行踪诡秘、或与海外番夷有所勾连者，一律严查！尤其是……那些可能懂得邪术妖法，或者与昔日汉王有过往的僧道、方士、旧人！”
旨意一下，厂卫闻风而动。一时间，北京城乃至南直隶部分地区，气氛骤然紧张。几名在家中私下谈论“海寇或许与西洋番商有关”的低级官员被东厂番子带走；两个从南洋归来、在京销售香料的商人，因“形迹可疑”入狱；甚至一位在寺庙中与人议论“天象有异，主兵戈”的老和尚，也被锦衣卫请去“问话”。
这股风也吹到了南京（此时仍为留都）。一些与朱高煦昔日有些微关联（哪怕是远亲或旧部）的勋贵、武官家庭，开始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虽然朱高煦“已死”，但其“妖异”之事余波未平，任何人只要与之沾边，都可能成为怀疑对象。
在这种高压与猜忌的气氛中，却有一个人，因为这场海疆危机和皇帝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