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社会风险，苏念安将过往十年间类似的跨国项目危机案例进行了横向对比，她发现，几乎所有看似偶然的危机，背后都潜藏着相似的隐性风险逻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预期错位、资源分配失衡带来的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导致的协同失效、权利意识觉醒带来的诉求升级，这些隐性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张复杂的风险网络，一旦遇到合适的触发点，就会从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危机，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而这些隐性风险之所以难以被提前预判和化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往的风险评估体系中，更多的是关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显性风险，对社会风险的评估多停留在表面，缺乏对社会结构、民众心理、利益格局等深层因素的考量，更缺乏对隐性风险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就像此次危机中的能源项目，前期的风险评估报告里，对社会风险的评估篇幅不足总报告的十分之一，且内容多是流于形式的模板化表述，没有结合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没有精准识别出不同群体的风险点，更没有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这才让隐性风险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不断滋生、蔓延，最终演变成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危机。
苏念安开始着手梳理隐性社会风险的传导路径，她发现，这场危机中，隐性风险的传导呈现出“点—线—面”的扩散态势。最初的风险点，是项目方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个小小的“点”，随着项目的推进，逐渐延伸成一条“企业敷衍—部门缺位—村民不满”的风险线，这条线在地质沉降的触发下，快速扩散成“舆情发酵—利益冲突—信任崩塌”的风险面，进而影响到整个区域的社会稳定。而在这个传导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疏漏，都让风险的传导更加顺畅，每一次的推诿扯皮，都让风险的影响更加深远。比如，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对村民诉求的漠视，是风险传导的第一个助推器；职能部门对企业的监管缺位，是风险传导的第二个助推器；危机爆发后各方的不当回应，是风险传导的第三个助推器，这些助推器叠加在一起，让原本可控的隐性风险，最终演变成了难以收拾的显性危机。苏念安意识到，隐性社会风险的防控，关键在于阻断风险的传导路径，而阻断传导路径的核心，在于建立起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动态化的风险防控体系，从源头化解风险，在过程中阻断传导，在事后做好修复。
在梳理风险传导路径的同时，苏念安也在思考，这些隐性社会风险的本质是什么。她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隐性社会风险，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模式与民生诉求、发展速度与治理能力、资本逐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失衡。
隐性风险的蔓延：苏念安对危机背后社会隐患的深度拆解（续）
苏念安在村落回访的日子里，渐渐发现那些表面趋于平复的局面下，仍有隐性风险的余波在悄然涌动，而这些潜藏的隐患，恰恰是此前评估报告中未曾深掘的深层症结，也是危机过后最易被各方忽视的“后遗症”。那些被改良的土地重新种上了庄稼，可部分地块的收成始终不及从前，村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藏着对土地肥力难以恢复的隐忧；修复后的水源虽经检测达标，可经历过污染的恐慌，不少老人依旧坚持去几里外的山泉挑水，这份对“安全”的不信任，早已刻进了日常的生活细节里；企业兑现了部分就业承诺，可岗位的稳定性依旧堪忧，工地复工后吸纳的村民，多是短期用工，没有明确的用工合同，一旦项目进入平稳运营期，这些临时岗位随时可能被裁撤，而这背后，是村民们对长远生计的迷茫，更是此前未被精准预判的“生计断层风险”，这一风险不像地质沉降那般触目惊心，却如温水煮蛙，慢慢侵蚀着村落刚恢复的安稳。
苏念安特意留在村里住了半个月，跟着村民们下田劳作，去村口的小卖部听大家闲谈，和值守的村干部彻夜长谈，她想摸清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隐性风险，想知道这场危机给这片土地留下的，究竟还有哪些看不见的伤痕。她发现，危机过后，村落里悄然形成了一种“信任割裂”的状态，这种割裂不仅存在于村民与企业、职能部门之间，更存在于村民内部。此前参与围堵工地、积极维权的年轻村民，被部分中老年村民指责“过于激进，把事情闹大，断了后续合作的门路”；而主张“见好就收，尽快拿到补偿款了事”的老人，又被年轻人诟病“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生计”。这种内部的分歧，让村民们在面对后续的土地改良、岗位协商等事宜时，难以形成统一的诉求，往往被企业和职能部门逐个击破，原本该凝聚的力量，成了一盘散沙。苏念安意识到，这是危机衍生出的全新隐性社会风险——群体性共识崩塌后的内耗风险，当一个群体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认同和诉求方向，即便外部的矛盾有所缓解，内部的撕裂也会让风险持续发酵，甚至比显性危机更难化解。
更让苏念安忧心的是，这场危机对当地基层治理体系造成的隐性冲击。她在与村干部的交流中得知，危机爆发前，村里的治理多是按部就班，上传下达，村民们对村集体的事务参与度不高，而危机爆发后，村干部成了企业、职能部门与村民之间的“夹心层”，既要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