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感觉自己不是在修复一个物件，而是在陪伴一个灵魂。
当修复工作终于完成时，她将那个焕然一新的香囊捧在手心，泪水却毫无征兆地滑落。那不是喜悦的泪，也不是如释重负的泪，而是一种深刻的、难以言喻的“离别”之泪。她感觉自己与那个香囊之间建立的、长达半年的亲密联结，在那一刻被切断了。它不再只属于她一个人，它将被送回博物馆，陈列在冰冷的展柜里，迎接无数陌生的目光。而她，作为它最亲密的“疗愈师”，却必须放手。
这个故事让在场的我们无不动容。它揭示了修复师与文物之间一种近乎共生的情感关系。我们常常说文物是“死”的，但在修复师眼中，它们是有生命、有记忆、有情感的。修复的过程，是一次深度的“唤醒”与“陪伴”。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去换取它们的“生命延续”。这种情感投入，是修复工作中最动人，也最消耗心神的部分。它让我们明白，修复师的工作，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一颗能与历史共情、能承载厚重情感的柔软内心。
在谈论了这种深刻的情感联结后，苏女士话锋一转，谈到了修复工作中一个我们都极力回避，却又无法避免的话题——“失败”与“遗憾”。
她说，在修复界，流传着一句话：“最好的修复，是你看不出修复的痕迹。”但这往往只是一个理想。现实中，几乎每一次修复，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遗憾。或许是补线的颜色在某个角度下还是有细微的差别；或许是在织补某个复杂的针脚时，无法做到与原作完全一致的韵律；又或许，在清除一块顽固污渍时，对周围的纤维造成了无法察觉的损伤。
苏女士坦言，她的职业生涯中，也充满了这样的遗憾。她曾修复过一幅清代的宫廷绣，在处理一处因胶水渗透而变硬的区域时，尽管她已经非常小心，但在揭除旧衬时，还是不可避免地撕裂了一小片最珍贵的绣面。那一刻，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不吃不喝，反复看着那块小小的残片，心中充满了自责与绝望。
然而，正是这次“失败”，让她对修复有了更深的理解。她意识到，修复本身就是一种“干预”，而任何干预，都伴随着风险。我们所能做的，不是追求绝对的“完美”，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在“尽可能减少伤害”和“实现有效保护”之间，做出最审慎的权衡。每一次修复，都是一次在不完美中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过程。
她学会了与“遗憾”共存。她不再因为一个微小的瑕疵而苛责自己，而是将其视为这次修复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忠实地记录在修复档案中。她说，这些遗憾，是我们留给未来的“路标”。它们告诉后来的修复师，我们曾在这里犯过错误，我们曾面临过这样的困境，我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这些不完美的痕迹，恰恰是修复工作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推动这门技艺不断进步的宝贵财富。
她鼓励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坦然地接受遗憾。因为修复的本质，不是创造一个虚假的完美，而是在承认历史的残缺与不完美的基础上，努力让它以一种更真实、更完整的姿态，走向未来。这种对“不完美”的包容，是修复师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智慧。
最后，苏曼卿女士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探讨了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古绣修复这门古老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她认为，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一方面，西方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工具。例如，西方在纸张、油画修复方面的成熟经验，其中关于材料科学、环境控制的部分，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让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审视和反思我们自己的修复传统。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警惕“全盘西化”的倾向。东方的修复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修复师的个人感悟和“心手合一”，这与西方强调标准化、流程化、科学化的体系，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修复工作，更不能因此否定我们自己传统中那些宝贵的、无法量化的“手感”和“心感”。
苏女士主张一种“融合创新”的道路。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西方科学的检测手段和严谨的理论体系，来武装我们的“眼”和“脑”；同时，我们必须坚守和传承东方修复哲学中“以心养技”的核心，来滋养我们的“手”和“心”。让科学为我们的经验提供支撑，让经验为科学的应用注入灵魂。
在谈到数字化时，她表现出一种审慎的乐观。她认为，数字技术是保护和传承的绝佳手段。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可以为每一件古绣建立一个永不磨损的“数字档案”，这不仅是最安全的备份，也为远程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可能。虚拟现实（vr）技术，甚至可以让观众“走进”一幅古绣，从任何角度、任何距离去观察它的每一个针脚，这是传统展览无法比拟的体验。
但她也发出了警告：数字技术永远无法替代对文物本体的修复。屏幕上的像素点，无法传递丝线在指尖的真实触感；虚拟的光影，无法再现原作在自然光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