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上幼儿园时发了一场高烧。从那以后，我的世界就变得有些不对劲。
我总是看见背后站着两个影子。
一个穿着黑西装，戴着黑帽子。
一个穿着白西装，戴着白帽子。
他们的脸一片模糊，无论怎么仔细看，就是看不清楚。
无论是在洗手间的镜子前，还是电梯里不锈钢的墙壁上，他们都会出现。
可只要我一转身，身后都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父母带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这是典型的高热后遗症。
儿童的大脑神经受到刺激，产生了顽固性的视觉残留。
“就像眼睛被强光晃过，会留下光斑一个道理，只不过你‘晃’到的是大脑的某个识别区域。”
他推了推眼镜，在处方单上唰唰写着：“规律服药，放松心情，避免过度关注，大脑会慢慢学会忽略这些‘错误信号’。”
这药一吃，就是三十年。
上个星期，老家给我打电话，说老房子现在要拆迁了，阁楼里还有些我的旧东西，让我回去清理一下。
老房子里的阁楼有些低，
我弯着腰在一堆杂物里翻捡着，大多都是一些没有用的旧杂物。
突然，一个硬纸板的角硌到了我的手。
抽出来一看，是一个落满灰的方形纸壳，边缘都已经磨损的差不多了。
拂去上面的灰尘，露出了幼儿园的名字。
是幼儿园拍的相册。
我盘腿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轻轻打开了它。
里面大多是一些模糊的幼儿园生活照，荡秋千，玩滑滑梯这类的。
我快速翻动着，最后停在了一张较大的彩色合影上。
这张是幼儿园的毕业照。
照片的背景是熟悉的幼儿园小城堡彩绘墙，一棵歪脖子槐树斜伸出一条枝叶。
孩子们分三排站着，前排坐着几个老师，露出标准性笑容。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去寻找自己。很快找到了，站在第二排靠右的位置上。
照片上的我，大概五岁，穿着当时最常见的那种蓝白条纹海魂衫。
照片里，除了我以外，其它所有的孩子，甚至最腼腆的那个，嘴角都咧开着，眼睛弯成月牙。
而我，直挺挺地站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头，眼神空洞得一点也不像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的视线慢慢上移，落在了我自己的肩膀上。
从我的肩膀后方伸出来两只手，一左一右，轻轻搭在我的肩头上。
一只手戴着纯白的丝绸手套，另一只戴着漆黑的黑手套。
顺着手臂的方向往照片边缘的背景阴影里看去，依稀能看到黑色的西装袖口，和白色的西装袖口。
再往上，人形的轮廓站立着。
“啪嗒。”
一滴冷汗，从我额角滑落。
阁楼里死寂一片，
闷热的空气此刻像是粘稠的胶冻，堵住了我的口鼻。
那两只手套，一黑一白，隔着三十年泛黄的时光，隔着冰冷的塑料膜，死死地按在我的肩膀上。
我猛地一哆嗦，踉跄着从地板上爬起，相册脱手掉在地板上，啪地一声合上了。
不可能。
这是污渍，是照片老化形成的霉斑。
对，一定是这样。
我弯下腰，手指颤抖着想再次捡起相册，可指尖却像触电一般缩回。
相册传来刺骨的冰凉，仿佛碰到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直起身，环顾低矮的阁楼。
午后的阳光从唯一的扁窗斜射进来，一切还是原样，旧箱子，破藤椅，蒙着白布的物件。
但是，太安静了。
楼下偶尔传来的街坊声响，远处隐约的车流，此刻全都消失了。
只剩下绝对的寂静。
我咽了口唾沫，目光无法控制地再次看向地上的相册。
我眼角的余光又捕捉到了一黑一白，两个身影。
他们静静的站立在我侧后方的杂物堆的阴影里。
我脖子僵硬，一点一点，缓慢地，试图转过头，打算仔细去确认。
这时，眼角余光中穿着黑色西装的身影，它抬起戴着黑手套的手，食指竖起，轻轻贴在嘴唇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一股熟悉的疼痛，猛地扎进了我的后脑，伴随着强烈的眩晕。
这感觉遥远而刻骨，是三十年前高烧来袭时，那种天旋地转的前兆。
我死死咬住牙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尽全部力气，抵抗着让我瘫软的晕眩和恐惧。
我不能晕过去，不能在这里，不能在他们面前。
余光中，他们依旧静立着，沉默的如同墓碑。
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从镜子中看见他们。
此时他们真实的存在于我视觉的余光之中。
三十年来吞下的药片，心理医生平缓的安慰，我自己努力构建的“正常”，在他们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