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真一统蒙古诸部之后，便提鞭南下，开始征伐金国。
在蒙古人的猛烈攻击下，金国节节败退，统治力开始动摇，而蒙古人此时的战争策略就是摧毁和掠夺，攻伐之后并没有对大多数地方进行实际占领、建立地方政权，导致许多地方开始陷入无政府无秩序状态。
战乱四起，匪盗丛生，导致民不聊生，民间为了自保，便在地方豪强的带领下，建立了众多武装势力，割据一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记载，‘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涂者，各万焉，鸿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者、断叶陌、占屋宅、跨州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
史书概括称：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
后来，金宣宗眼见中都守不下去了，便将朝廷南迁至开封，这样一来，对黄河以北的大片地方更加失控，成为两不管的真空地带。
于是河朔地方豪强世家借着这一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兼并弱小，积蓄实力，观望金廷和蒙廷对己方的态度和政策。
金廷和蒙廷双方都对当地汉人武装势力进行招揽拉拢，各种封官许愿，想着他们帮自己打仗。
从局势上看，当时的金国日益衰败，让人觉得金人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因此大部分地方势力都选择投靠蒙古人，接受蒙古人的条件和义务，形成“汉人世侯”。
这里的汉人指的不仅仅是汉族，而是包括了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甚至包括高丽人。
他们必须向蒙古汗帐尽七项义务，分别是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设置达鲁花赤（监督官，由大汗指派）、入觐，若不遵循将遭到毁灭打击。
当然，他们在辖区内有着军、民、财及司法等权力，类似于春秋时的诸侯，汉代的分封王，唐末分散各地的藩镇。
他们拥有所辖之地军政财大权，可以由己的任命自己地盘上的官吏官员，更能随意打杀惩罚，还有世袭罔替的权力，蒙古朝廷不得干涉。
从蒙古帝国建立，历经四汗，直到此时忽必烈上位这五六十年里，这些汉人世侯都依附在蒙古统治下，得以生存发展。
在蒙古征战东亚这一大块疆域，攻掠和灭亡金朝时，降蒙汉人出力甚大，不但提供钱粮物资，还组织出规模庞大的附从军随从征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尤其是一些特别难以攻陷的城寨，主要依赖汉军，因为蒙古兵善骑射野战，不擅攻坚战。
当时的汉人世侯有上百支之多，名声最响势力最大的有六位，真定史氏、顺天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西京刘氏、巩昌汪氏六大世侯，时人称之为‘大藩’。
金国未灭，他们跟随着蒙古军征伐金朝，金国灭亡后，他们大部分并未停歇或是解散，而是被安排至蒙古和南宋的边境驻守，着手准备征伐南宋一事。
这时候他们的戍守地区已经远离最初起兵的根据地。
例如原是征伐镇戍在原河南路一带的张氏、王氏、邸氏等，征伐镇戍的目标改为南宋江淮一带。
其中真定史氏起家于河北永清，镇守河北真定以其为根据地，史氏领头羊史天泽为蒙古立下不世之功业，乃灭金先锋和平定李璮之乱的主力。
史书称：“国朝自金亡，岁有事于宋，公未尝不在戎行。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
史天泽为其家族后世子弟留有众多福荫，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尽享荣华富贵，高官厚爵，隆恩绵延近百年。
在蒙哥汗时期，史氏大军驻扎在唐州、邓州二州，“西起武当，东抵下邸，缮治壁垒，亘数千里”，这一大片区域全是以史氏为首，由史氏进行实质上的统治。
追随史氏镇守的还有其他一些世侯家族，地位也不低，各个拥兵自重。
另外还有巩昌汪氏，其当家人汪世显，原本是金国大将，正大六年（1229）任巩昌府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辅佐关陕以南行元帅府事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
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汪世显任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攻杀秦州总管粘葛完展，成为秦巩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势力。
但是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支撑起建国，因此在形势转变的重要局势下，汪氏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投诚于宋，二是送款于蒙古。
作为汉人，汪氏自然而然首选大宋，于是数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但是没有得到允可。
其实面临这一选择的不止汪氏，还有众多其他豪族。
他们心底是想投诚于宋的，但宋廷实在是无能和无魄力，不愿意接纳，迫于无奈，只能继续观望等待。
三年后，也就是窝阔台七年(1235)，蒙古皇子阔端经略秦、巩，兵临巩昌，遣汪古部人按竺迩劝降。
面对实力差距，无路可走之下，汪世显献所统诸城军民归降蒙古。
阔端赐以蒙古章服，甚至还给了汪氏蒙古人的身份，隶属蒙古汪古部，令仍任其旧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