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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九三章 工业革命(十)(1 / 3)

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影响的快捷?

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包括、杂记、小品文、讽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

朝鲜之前的,都是贵族,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

写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鼓吹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可新兴的这群人,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会看这破玩意儿吗?

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旧时代瓦解,新的经济基础下,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吗?

朝鲜写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梦》的作者,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人打仗的时候,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

大顺写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说写个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

一个是贵族圈子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

另一个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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