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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四九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1 / 3)

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但实际上,在废弃运河、漕运转海之前,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

很多人都知道,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北方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存在,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南方做经济中心。依靠漕运、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依靠两淮盐政,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

在这个体系之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治河必先废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有前朝的台湾事件、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喊再多也不敢动。

解决了海运问题后,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了所谓的“勿要讳疾忌医”的资格。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装傻,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

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但管杀不管埋,就明确表示,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救灾就得了。

在皇帝看来,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

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延续统治。

相对于赈灾这种“保守治疗且等死”;变革和扩张移民是“积极治疗且等死”。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同样的事,在刘钰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结论。

比如。

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苏州织工罢业、松江府踹工歇业、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西家行会”对抗东家等等。

在刘钰看来,就是这证明……萌芽……发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来,那就大不一样。

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非常容易摆平,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

其二: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反观明末时候,真正有威胁的,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均平天下、铲平不公、减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农、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

其三: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并且视他们为坏人。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他这个皇权,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场主。

这种脆弱的、软弱的、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

此辈,不足为虑也。

所以,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海关收入、贸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

再比如。

废漕运、改海运、修淮河、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

在刘钰的视角下,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苏南为工业基地、南洋西洋为市场,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

但在皇帝的视角下,又大不一样。

在整个事件链里,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

便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但是,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统治,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如粮食、盐、武器等等。

钱在稳定的时候,可以等同于物资。

但白银货币化,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但粮食也不多,而且一点盐都没有。

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

即,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通“钱——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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