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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零三章 临别告诫(八)(1 / 4)

新顺1730第三零三章 临别告诫(八)

自李欗的王府出来,刘玉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围绕着京城随便转了转。

倒并不是留恋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说猜测,大顺的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一切如常,京城里依旧是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只是现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来,终究是不一样的。

大顺的变革,是自发且缓慢的,并不是那种剧烈的。

更不是当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外面的河面上跑着理解不了的冒着黑烟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经快要飞起了铁鸟;港湾里的巨舰可以逆风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顺吃下了一枚包含着未来的“缓释胶囊”,是缓释的,并不那么剧烈的。

每一个年轻人,对于玻璃、蒸汽、黑烟、宽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运煤的火车,都已经习以为常。

若是再年轻些,可能会觉得,从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该如此。

即便说,这些年变革中,遭受了时代车轮碾过的那些人,如今也没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没死的,既然能活到现在,显然是“转型”了。

譬如当初从西山摇晃到京城的驼铃;比如南苑里卖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别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疆——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活着,而刘玉的改革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给消灭了,又不给他们补偿,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京城此时是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也是围绕着官僚、贵族、军队、禁军、皇家、衙门等等的需求为主要经济内核的城市。

这种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在这场变革中,暂时来说,体会到了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粮价稳住了。

棉布降价了。

煤块降价了。

铁器降价了。

白糖降价了。

茶叶降价了。

每年帝国从各地征收来的赋税,在这里作为军饷、赏赐、俸禄、贵族年薪、资本利润等等,流入千家万户。

从天津运来的粮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这里换成了白银。而这些粮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飞到千家万户,于是又有许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

这些年,大顺的改革,是要分开看的。

对于过去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玉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着”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旧社会,是标准的技术工,而不是力工。

而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自大运河修通以来【整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粮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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