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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四章 鸩酒、解药(下)(1 / 3)

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钰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刘钰看来,这么搞,对大顺王朝是毒酒,因为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一旦壮大,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不去吃掉内部市场。

这是刘钰理解的饮鸩止渴。

是从阶级的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顺王朝的鸩酒。

而在皇帝看来,这杯鸩酒,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问题。

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内部货币的统一、货币大量集中在先发地区、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不变的所有权基础下,这么搞,会导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飞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皇帝所谓的饮鸩止渴,是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理解,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被取消之后,会导致货币集中,最终兼并加剧。

刘钰和皇帝对“饮鸩止渴”的理解,是一回事吗?

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皇帝是站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兴衰轮回的角度,去理解的。

刘钰是站在新时代和旧时代之交的新兴阶级的斗争夺权的角度,去理解的。

故而两个人在对未来的思索上,也是有分歧的。

简单来说,两个人都很乐观。

刘钰乐观,是因为这么搞,大顺王朝必死。就算李家可能不被清算,依靠传承,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旧时代会被彻底砸碎。

皇帝也乐观,因为按照皇帝理解的鸩酒,大顺王朝未必死。而是有可能站在“小农”的角度,借助小农的力量,把新兴阶层的势力扫灭,但又留下他们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继承他们的遗产。

最聪明的统治者,一定会尝试借用小农、小生产者的力量。用第一种私有制,反对第二种私有制。

就是老马说的:【经济学原则上,往往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王权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刘钰理解皇帝的乐观——先喝下鸩酒,以后找解药的乐观——到底源于何处。

但,刘钰的乐观,也正是建立在对皇帝的乐观嗤之以鼻的态度上。

新兴阶层、新兴阶层,既然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光影伴生的系统。除了有一群在大顺的社会条件下相对脆弱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一群新生的、能够和佃农等站在一起的、出卖劳动的阶级。

谁说,颠覆旧时代的新兴阶级,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业资产阶级?

或者说,谁说新兴的阶级,就只有一个?

旧时代,也是俩俩伴生的啊。没有佃农,哪来的地主?没有工人,哪来的靠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生的资产者?

所以,皇帝可以乐观,以封建王朝的传统思路,把问题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就是刘钰所谓的变种洋务运动思路。

刘钰也一样乐观,以新时代的阶级的斗争思路,把问题理解成“内地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为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使之无法深入到内地。同时又引导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从而分散敌人的力量。”

如果按照皇帝想的这么搞,那就真的进入到刘钰熟悉的剧本了——传统王朝的传统力量,控制内地;新的东西在沿海“口岸”肆虐,一旦力量允许就琢磨着往内地使劲儿。

无非就是,三座大山中的两个,合为一个,帝国主义竟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已。

还是那句话,一鸦的“关税”问题,影响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关税问题对小农而言,并无区别,都是要把他们瓦解的。

因为,理论上,一国之内,各省之间不该存在关税。那么,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起来后,松苏的布,和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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