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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二章 鸩酒、解药(上)(1 / 2)

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钰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钰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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