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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六章 强迫去过好日子(上)(1 / 2)

移民当然是好事,因为大顺的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和欧洲的农民所面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的农民面临的现实,是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如何转型。

而大顺华北地区的自耕农,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面临的现实,是生存。

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封建徭役、地方税赋,外加铜钱和白银的兑换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群体也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大顺的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已经相当脆弱。

这种脆弱体现在,开国之初,百余年前,自耕农群体不需要非得男耕女织,口均25亩土地,那时候种种地,日子过得也还行。是可以余下粮食,进入商品交换流通领域的。

而现在,不是口均25亩土地了,而是户均25亩地就算不错的自耕农群体了。一般来算,五六口之家,亩产就在那摆着,人均分不到多少。

种种压迫在身上,随便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压迫:交税要用白银,可是日常生活得用铜钱,铜钱转白银,这里面的水就深得很。

理论上讲,铜钱是白银的小额币,是有官方兑换比的。

但实际上,铜钱和白银,是本币和外币,官方的“汇率”,卵用没有。

这一点,明朝就有人发现了,说白银和铜钱,根本不是白银是“当千钱”的大钱这种关系,而是等于朝廷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了。前朝就知道这是本币和外币,而不是大额本币和小额本币的关系。

这就促使各个家庭都必须想办法干点副业。这些副业,自然就包括纺织。

纺织,不只是自己用。还有就是要靠女人纺织,换钱,来缴纳各种税、费、劳役等等。

靠卖粮食那点钱,能把全家饿死。

不纺不行。

所以才说华北地区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出问题了。只靠种地,已经活不下去了。

这也是大顺这边,为什么对于统一的全国市场、取消钞关、取消内部关税如此抗拒的原因。

真让松苏等先发地区的纺织品,涌入华北,华北的自耕农就只能反了。

对欧洲来说,这是个转型问题。

但对大顺而言,这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刘玉在山东做事,这么难做的原因之一:黄河从家门口走,那也意味着,劳役要比以前更多、负担比以前更重、危险比以前更大。

就不提可能溃堤的危险,就说这河堤维护,地方的支出就得增加、百姓的负担就得加重。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负担加在谁身上?自然是自耕农身上,佃农榨不出任何油水了、地主士绅想要逃避负担还是相对简单的。

在第二波移民即将开启之前,刘玉来到了鲁西地区的安山湖。这地方在后世的地图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黄河决口,这里重现了梁山泊。

而现在,这个地方是尴尬的。

在大顺海运兴起之前,这里很重要,是大运河的“四大水柜”之一。

所谓水柜,意思就是缺水的时候,放水给大运河;涝的时候,大运河放水给安山湖。

永乐九年开始,这里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一切以漕运为先。

但显然,建设的并不成功。

万历十六年,都给事中常居敬,行河复规安山湖以猪水题,修土堤四千三百余丈,又为闸,一于湖之北口,一于湖之南口,因其涸溢以为蓄泄。

万历十七年,都给事中常居敬奏东平、济宁之间设安山等湖,谓之水柜。

泰昌元年,王左言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诚可利漕。

崇祯十四年,张国维上疏运六策,首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

在明末的大背景下,安山湖关乎漕运、关乎帝国安危,重要的运河水柜,有很多次计划要修。但最终,要么没钱、要么这湖已经淤积修不太了,也就不了了之。

时光荏冉,大顺最终决定放弃运河漕运的那一刻,安山湖的地位就彻底尴尬起来了。

而等着刘玉决议要赌一把、挖黄河的时候,安山湖的地位就更加尴尬。

黄河下游,需要一个蓄水池,一个湖泊,来调节水位。

否则的话,就黄河的火爆脾气,在鲁西地区,只怕三天五日就要决一波。

是以,前期废弃漕运期间,以及明代开始的在湖边垦殖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废弃。

人,迁走。

地,淹了。

不只是安山湖,而是周边百余里内的洼地,都必须要废弃,作为将来黄河改道后重要的调节湖泊,也即复缩小版的大野泽、梁山泊。

当地州牧和县令,跟在刘玉身后,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这不是简单的媚上就能解决的事,而是州牧也好、县令也罢,这些事纵然说不可能全靠他们自己办,但其中的麻烦事,从朝廷决议解决黄河北决之险的那一刻开始,就连绵不断。

说句难听的,你是当地州牧,县令。十几万人口,要把人家赖以为生、家庭积攒了百年的那点土地淹了、挖了,纵然说有军队镇场子,那这县衙安生的了吗?

刘玉的话,却又不容置疑,压的下面的人喘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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