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本名何贵，三十出头，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破旧的老花镜，看起来像个落魄的账房先生。
三年前，他所在的杂货铺被日军强行征用，他本人因为识几个字、会打算盘，被留下来做了伪税务所的文书。
没人知道，这个唯唯诺诺、见谁都点头哈腰的小职员，会是八路军安插在县城最深的一颗钉子。
此刻，何贵正坐在自家低矮昏暗的土坯房里，对着桌上的一盏油灯发呆。
窗外，县城的街道上偶尔传来巡逻队皮靴踩过积雪的“咯吱”声，以及日本人养的狼犬偶尔的吠叫。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
他老婆秀芬坐在炕沿上，怀里搂着五岁的儿子狗蛋，不敢出声。三天前，何贵托人带出去的那封信，像一块石头压在她心上。
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
“他爹，要不别干了？”秀芬终于忍不住，压低声音说，声音里带着哭腔，“这几天街上便衣多了，老有人打听咱们这条街的人。昨儿个，隔壁王记粮铺的掌柜，就被叫去问话了，到现在没回来。我害怕”
何贵没有回头，只是抬起手，示意她别说了。他何尝不知道危险？那封信送出去后，他就后悔了。
不是后悔传递情报，而是后悔方式太冒险。那个送信的商贩，虽然可靠，但万一路上被查他不敢往下想。
更让他不安的是，这两天税所的日本人，看他的眼神似乎有点不一样。
那个平时从不正眼看他的日本顾问佐藤，昨天居然破天荒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何桑，你的，大大的良民，好好的干活。”那笑容，让何贵后背发凉。
“秀芬，”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你带着狗蛋，往北山跑。跑进山里，找八路军。记住，千万不能往南走，南边是鬼子。”
秀芬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狗蛋被母亲的颤抖惊醒，迷迷糊糊地喊了声“娘”，又睡着了。
窗外，夜风吹过，卷起一阵雪沫，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何贵望着那微弱的光，心中反复咀嚼着佐藤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不知道，就在这条街的拐角处，一辆黑色的轿车正悄无声息地停着。车里，特高课的小林一郎少佐，正透过结霜的车窗，冷冷地盯着何贵家那扇透出微弱光亮的窗户。
“目标确认。明天一早，收网。”小林对身边的便衣说，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
支队指挥部，方东明一夜未眠。
敌工部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县城里的内线报告，“算盘”所在的伪税务所最近气氛异常，日本顾问频繁约谈中国职员，有人看见特高课的车出现在附近。
更糟糕的是，那个送信的商贩，在返回县城途中被拦下盘查，虽然侥幸脱身，但何贵给他的那封信的复写纸（用于辨认笔迹），似乎被鬼子搜去了。
“老方，‘算盘’这条线，很可能已经暴露了。”吕志行脸色凝重，“必须立刻通知他撤离。可是我们的人进不去县城，消息传不出来，他也传不出来。怎么办？”
方东明站在地图前，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知道，何贵手里掌握着大量情报，包括县城日伪军兵力部署、物资仓库位置、以及几条秘密交通线的详细情况。
如果他落入敌手，不仅是他的个人安危，整个根据地在县城方向的耳目都会被打掉。
“让陈安过来。”方东明突然说。
陈安很快赶到。方东明指着地图上的县城位置，沉声道：“县城里，我们有个重要情报员，可能已经暴露。我们无法从地面传递消息。你有没有办法，用无线电和他取得联系？”
陈安愣住了。他知道方东明的意思，但那几乎不可能。县城里确实有潜伏的内线，但他们没有电台——那太危险，也太大，根本藏不住。
“支队长，我们没有电台在那边。”陈安艰难地说。
方东明沉默片刻，突然问：“我记得，你之前研究过鬼子的便携式电台。那种小型的，能自己组装吗？”
陈安的眼睛亮了。他确实研究过缴获的日军“九四式”小型电台，那东西可以拆分成几个小部件，分散携带，甚至伪装成普通物品。
但问题是，需要懂技术的人，需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组装和操作，而且一旦发报，极容易被鬼子的无线电测向车定位。
“理论上可行，但风险太大了。需要非常可靠的人，而且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陈安说。
方东明转身，看向吕志行：“老吕，我记得敌工部有个同志，是县城本地人，熟悉地形，也会摆弄无线电？”
吕志行点头：“你是说小周？周铁山？对，他是县城东关人，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太原学过电报，回来后在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