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以勋贵重臣或能员干吏充之，直属朕躬。首任……”他目光扫过殿中，在几个合适人选身上停留片刻，“便由靖海侯吴祯，加‘总理浙直闽海防事务大臣’衔，仍在前线督师，总揽东南海防剿抚、稽查诸务。另，擢升台州卫千户沈敬为指挥佥事，仍留原处听用，其所俘敌船、夷人、火器，抵京后由工部、军器局及……新建之‘海事观测所’（朱元璋临时起意命名，一个研究机构性质）会同查验研究。”
“至于方学士所议长远之制，”朱元璋看向方孝孺，“着方孝孺会同兵部、工部、户部有司，详细条陈，限三月内，拟定《海防长远策议》奏朕览阅。其他具体事宜，由太子主持，与相关部院详议后施行。”
一场激烈的廷争，在朱元璋的乾纲独断和朱标的折中调和下，暂时落定。洪武朝迈出了设立海洋事务专责官员的第一步，虽然保守，但方向已明。方孝孺等改革派虽未全胜，但获得了参与规划未来的机会；守旧派虽阻挠了立即设立超级衙门，但也不得不接受设立“海防大臣”的现实。而沈敬的擢升和“海事观测所”的设立，则象征着技术实务开始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
二、永乐之决：霸权与技术的双重焦虑
北京，武英殿。永乐朝的争论，基调更为尖锐，充满了朱棣式的强势与多疑。
平江伯陈瑄关于海战受挫和漕运受扰的奏报，刘江的捷报与缴获，张岳的火器工艺突破，以及厂卫密报的各种“流言”和“可疑动向”，所有这些信息混杂在一起，让朱棣主持的这次御前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如何剿灭眼前的“佛郎机—倭寇”混合舰队，更在于大明未来的海洋战略，到底应该是延续郑和下西洋式的“宣威怀柔、朝贡贸易”，还是转向更具攻击性和技术竞争性的“海权争霸”？
以部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官员、以及一些崇尚“天朝礼治”的文臣为代表，主张：“陛下七下西洋，万国宾服，此乃上国正道。今虽有佛郎机夷人携利器为乱，然究其根本，不过化外蛮夷，见利忘义，纠合倭寇为患。只需调遣精锐，雷霆剿灭即可。待海疆靖平，仍当以宝船队宣示德化，羁縻远人，使四海宾服，方显天朝气度。若因一二夷人利器，便改弦更张，效彼蛮夷争霸之术，恐失大国体统，舍本逐末。”
而以一些实战派将领、技术官僚（如刚刚因张岳突破而备受鼓舞的工部官员）、以及部分敏锐感受到西洋威胁的官员为代表，则激烈反驳：“体统？体统能当佛郎机炮轰吗？！郑和公公宝船队固然威武，然其巨舰重炮，利于远航宣威，却未必善于近海追剿此等狡诈迅捷之敌！此番海寇之患，非比寻常！其火器之精良、战术之狡猾，已非昔日倭寇可比！若仍固守‘宣威怀柔’旧念，视技术优势为无物，恐日后海疆之患，将无穷尽也！臣以为，当务之急，一是全力支持陈瑄、刘江等将，以更犀利之火器、更灵活之战船，坚决剿灭此股顽敌；二是举国之力，钻研、仿制、乃至超越佛郎机等西洋火器与造船术！大明之海权，不当仅系于宝船之庞大，更应奠基于技术之绝对领先！”
“难道要放弃下西洋吗？”支持郑和路线的官员质问。
“非是放弃，而是调整与强化！”技术派官员回应，“下西洋可继续，但目的不应仅是怀柔远人、收取奇珍。更应探听诸番虚实、搜集各方技艺、开拓稳固航路与据点！以技术为后盾，以实力为根基，怀柔方为真怀柔，否则便是空中楼阁！”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支持技术转向的官员，隐隐将此次海寇与捕鱼儿海“妖异”联系起来，暗示这是“未知威胁”的一部分，必须用最强硬、最先进的手段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朱棣内心深处的焦虑与多疑。
朱棣听着，脸色变幻。他既是下西洋宏大工程的发起者和最大支持者，又是一个对武力、技术极为敏感、且因“妖异”之事而充满不安全感的帝王。两种观点在他心中激烈碰撞。
最终，朱棣猛地一拍御案，殿中顿时鸦雀无声。
“都给朕听好了！”朱棣声音冷硬，“下西洋，是朕之国策，彰显国威，沟通万邦，此志不移！宝船队该出洋，照常筹备！”
他话锋一转，杀气凛然：“但，海疆之敌，必须剿灭！而且要干净彻底地剿灭！平江伯陈瑄，朕再给你调拨一批新铸的火炮（基于张岳工艺改进的）和熟练炮手，务必在三月内，给朕打出个样子来！刘江固守山东，有功，继续严防！”
接着，他看向工部尚书和垂手侍立的张岳（被特许参加此次高级别会议）：“火器研制，乃当前第一要务！张岳！”
“臣在！”张岳连忙出列跪倒。
“朕擢你为工部军器司主事，专设‘精器坊’，一应所需，朕给你特批！朕不要你慢慢琢磨，朕要你快！把你脑子里那些‘灵光一现’，都给朕变成实实在在能装备水师、碾压佛郎机的火铳火炮！做得好，朕不吝封侯之赏！做不好，或是有人敢从中作梗……”朱棣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