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生产线”（情报网络和非常规手段）的独立性和秘密性。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基于共同目标（破敌）的结盟，而非彻底的归附。
沉吟片刻，方孝孺缓缓点头：“沈主事忠心可嘉，思虑周详。既如此，本官便不强求细节。观测所的分析，很有见地。今后，有关‘黑船’及海上异动之情报探查，便以观测所为主，行辕会给予必要支持与协调。若有重大发现，你我当及时互通有无，共商对策。”他站起身，“东南安危，系于你我。望沈主事不负圣望，不负本官所托。”
一场没有明言的“交易”，就此达成。观测所得以在方孝孺的“保护伞”下，继续其秘密活动，甚至获得了更明确的官方授权和一定的资源支持；而方孝孺则获得了观测所的专业分析能力和一条隐秘的情报渠道，增强了自己在东南事务中的分量和话语权。
沈敬送走方孝孺，后背已被冷汗湿透。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悬崖边上走了一遭。观测所的未来，将维系在这脆弱的“合作”关系上。他必须更加小心地平衡各方，既要拿出足以让方孝孺满意的“成绩”，又要牢牢守住观测所的核心秘密和那条黑暗情报线的安全。他在“奇点”网络中的角色，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既是体制内的“合作者”，又是暗处的“情报操盘手”，同时还要应对于谦那种“内部净化”理念可能带来的潜在压力。
几乎在沈敬与方孝孺达成“合作”的同时，远在浙江另一处县城，于谦收到了一封来自京城的密信。信是太子朱标亲笔所写，内容简短，却字字千钧：“东南事急，外患汹汹。然内蠹不除，终为隐患。卿之志，孤深知。然非常之时，需非常之慎。可密查暗访，积累实据，勿再公言激切。待机而发，方为上策。”
这封信，既是对于谦忠诚的肯定和安抚，也是一种委婉的 “约束” 与 “引导” 。朱标显然不希望于谦在此时继续公开地、激烈地宣扬“内部清理”，以免干扰方孝孺主导的“军政结合”大局，引发不必要的动荡。但他也并未完全否定于谦的工作，反而暗示他转向 “密查暗访”，为未来的“待机而发”做准备。
于谦捧着这封密信，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这是太子在现实压力下做出的妥协，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他理解太子的难处，但内心深处那份对“彻底净化”的执着，却让他无法完全释然。他将信小心收好，长叹一声，对身边的亲信低声道：“传令下去，暂停公开的稽查行动。所有线索，转入秘密查证，务必证据确凿，归档封存。我们……等待时机。”
他并未放弃，只是改变了方式，变得更加隐忍、更加注重证据的积累。他像一只在暗夜中等待时机的猎豹，暂时收起了利爪，却将目光投向了更深、更黑暗的角落。他在“奇点”网络中的存在，也因此从之前的“激进净化者”，转向了 “潜伏的秩序守护者”，其能量变得更加内敛，却也更加危险。
二、永乐整合：破立之间与沉默的轰鸣
漳州湾的惨败和皇帝的授权，如同两股强劲的洋流，将郑和推到了永乐朝东南海疆漩涡的正中心。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反攻重任，更是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技术—军事道路走向的 “破立之战”。
“破”的，是以张岳为代表的、封闭僵化、唯技术论、忽视人与体系协同的旧模式。皇帝的限制旨意，只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真正的“破”，需要在战场上、在人心上、在制度上，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去证明旧路的失败与新路的可行。
“立”的，则是他正在尝试构建的、以实战需求为牵引、鼓励基层智慧、注重体系协同与技术多样性相结合的新范式。这绝非易事，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更需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对抗中，证明其有效性。
郑和的第一步，是整合。他以皇帝授权为依托，以“整训战备”为名，开始对东南水师的残存力量进行彻底的梳理和重组。他打破了旧有的舰艇编制和官兵隶属，按照新的战术思想，重新编组为几个功能互补的 “混成战术群”：有以快速侦察和袭扰为主的“斥候群”，有以近战接舷和跳帮为主的“突击群”，有以火力支援和远程压制为主的“炮舰群”（虽然暂时缺乏强力火炮，但集中了所有堪用的碗口铳、弩炮和经过简易改造的旧式火炮），还有负责后勤保障与修补的“辅船群”。
每个“战术群”的指挥官，都是他亲自挑选的、既有实战经验、又对新战术思想抱有开放态度的中坚军官。他赋予了这些指挥官相当大的临机决断权，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战术，并及时总结反馈。
与此同时，那个非正式的 “战法研讨与器械改良会”，在郑和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下，规模逐渐扩大，讨论的内容也从简单的器械改良，延伸到战术配合、情报判读、乃至对“黑船”行为模式的深入分析。汪直通过那条隐秘渠道传递来的、关于“黑船”可能存在的补给规律和活动区域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