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时节，本该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之时，然而在两个时空的东南海疆与庙堂之上，气氛却因持续的高压与层出不穷的意外事件，变得愈发凝滞与诡异。洪武朝的“秩序铁拳”与永乐朝的“技术巨锤”，在各自的道路上留下的不仅是深刻的印记，更有因极致化而悄然扩大的内在裂隙。而那双悬于因果之上的意志，则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裂隙中透出的“微光”，并试图引导它们，成为推动“实验”走向更深层次的新变量。
一、洪武裂隙：忠诚的代价与异质的萌芽
于谦主导的“雷霆万钧”式肃查，在清洗了大批蠹虫、树立了朝廷权威的同时，也如同一次过于剧烈的外科手术，不可避免地损伤了部分健康的“肌体”，并在洪武朝内部引发了深层次的信任危机与路线分歧。
首先，是官僚体系的 “寒蝉效应” 。随着大批官员落马（其中不乏被冤枉或牵连者），剩余的官员们为了自保，变得愈发谨小慎微，宁可不作为、慢作为，也绝不冒险去触碰任何可能与“海”、“商”、“夷”相关的敏感事务。东南新政的推进因此几乎陷入停滞，许多有益的、但可能引发争议的改革措施被束之高阁。效率，在绝对的“安全”面前，被牺牲了。
其次，是太子朱标与皇帝朱元璋之间，出现了一丝极其微妙、几乎无人察觉的 “理念温差” 。朱标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暴，他看到了严刑峻法带来的短期震慑效果，但也深切感受到了官僚体系的僵化与反弹，以及民间因此产生的疑虑。他开始思考，纯粹的“以猛治国”，是否真的是长治久安的唯一良方？是否需要在“破”之后，更加注重“立”，尤其是制度的重建与民心的安抚？但朱元璋显然更看重“破”的彻底性，他认为“乱世用重典”乃天经地义，任何对“铁腕”的质疑，都是软弱和迂腐的表现。
这种“温差”并未形成公开的矛盾，但朱标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处理，开始显示出更加注重 “调和” 与 “循序渐进” 的倾向，这与朱元璋“除恶务尽”的决绝态度，已有了隐约的不同。
最让“奇点”感到“有趣”的，是沈敬及其海事观测所的变化。在巨大的外部压力（非议、经费核查、裁撤风险）和内部困境（研究受阻、人手短缺）下，观测所并未如外界预期那样萎缩或彻底转向。相反，在沈敬的带领下，它以一种近乎 “地下化” 的方式，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使命。
沈敬那因“奇点”引导和自身“污染”而萌生的、建立“外情刺探”线路的想法，在巨大的压力下，反而以一种扭曲却高效的方式，被他部分实现了。他利用观测所残存的秘密经费和自己的一些私人关系（早年军中同袍、因观测所工作结识的可靠之人），绕开正规渠道，暗中联系了数名在海外漂泊、身份复杂的线人（有落难商人、有被俘后反正的海盗小头目、甚至有懂得番语的冒险家），许以重利，要求他们定期传回关于“南方番商异动”、“异域奇器传闻”、“海外港口见闻”等情报。
这些情报真伪混杂，渠道黑暗，风险极高，且完全见不得光。但正是通过这些非正式的、甚至有些“不干净”的渠道，沈敬获得了一些朝廷正规渠道难以获取的、更加鲜活、也更加骇人的信息碎片：
比如，有冒险家在吕宋（菲律宾）某港口，目睹过“形似大明水师战船，却悬挂怪异旗帜”的船队，船上似乎载有“沉重的、用油布包裹的长形物件”。
又如，有反正的海盗提到，曾听南洋同行说起，南方某“大岛”上，有“聚落”专门收留从中原逃亡的工匠，尤其是“会打铁、会配火药”的，待遇优厚。
再如，有商人含糊地提及，近年来在南海某些航线上，出现了几股“新面孔”的海盗，他们似乎不像普通海盗那样只为劫财，反而对船只的构造、装载的货物（尤其是金属、硝石等）格外感兴趣。
这些零碎的信息，经过沈敬冷静的分析和与其他观测所既有资料的比对，逐渐拼凑出一幅更加令人不安的图景：一个并非单纯由佛郎机人或倭寇主导，而是可能融合了逃亡工匠、冒险家、地方豪强、乃至某些未知海外势力的 “技术—贸易—武装混合体” ，正在南方海域的某个或某几个节点悄然成型。他们似乎不仅在模仿大明技术，甚至可能在尝试进行独立的、适应本地环境的技术改进与创新！
这个认知，让沈敬不寒而栗。他意识到，东南海疆的威胁，可能远比朝廷目前认定的“内贼勾引外寇”模式更加复杂和深远。他将这些分析结果，连同部分来源存疑但指向一致的情报摘要，以观测所内部绝密报告的形式，呈送给了太子朱标——他选择性地略去了情报的具体来源，只强调其指向性和潜在威胁。
朱标收到这份报告，震惊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报告的内容耸人听闻，却又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其情报来源不明，可靠性存疑，但又恰好填补了朝廷情报的某些空白。更重要的是，报告隐隐指向了一个可能比内部腐败更致命的外部威胁，而这威胁，似乎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