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难以言喻的沉重。他知道，自己亲手推出的这把“利刃”，即将去完成一件可能撼动国本的大事，而其结果，无论成败，都将深刻地改变洪武朝的未来。
于谦领命而去，背影在秋日的斜阳下拉得很长。他即将发动的，将不仅仅是一场针对某个致仕高官的调查，更可能是一场席卷整个东南官场、乃至波及朝堂的政治大地震。他反馈回“奇点”的意志，是一种极致纯粹的道德勇气与近乎殉道般的责任担当，这进一步强化了“奇点”内部“洪武倾向”层的 “秩序至上” 与 “原则优先” 特质，但也让其负载了巨大的、随时可能爆发的 “结构性压力” 。
二、永乐裂变：成功的阴影与失控的预感
北京，武英殿。朱棣的心情，却与朱元璋的冷峻决断截然不同。他刚刚审阅完陈瑄和郑和联名呈上的、关于鬼牙屿战役的详细总结与战术反思报告，以及张岳关于“迅雷炮”下一步改进方向的设想（主要是更大、更远、更重）。
报告承认了战术上的失误和伤亡的惨重，但也着重强调了新式火炮在夺取制海权、压制敌方火力方面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未来水师建设应更注重 “远距火力投送” 、 “多层次舰艇配合” 以及 “加强登陆作战支援火力” 等建议。郑和在报告中，还再次委婉地提到了对敌方技术可能也在改进、以及南方潜在动向的担忧。
朱棣对战术反思不置可否，他更关心的是“效果”和“力量”。张岳关于“更大更远”的设想，很对他的胃口。在他看来，鬼牙屿的伤亡，恰恰证明现在的炮“还不够大、不够远”，没能把敌人在靠近之前就彻底轰成渣。他当即批示，准予张岳所请，工部、户部需全力配合，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真正能碾压一切”的巨炮！
然而，就在他准备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政务时，一份来自东厂的、关于东南民间舆情与工匠流动的密报，引起了他的注意。密报中提到，自精器坊设立并大规模征调各地巧匠、搜罗特殊矿产后，东南沿海一些原本与民间海贸、手工业相关的区域，出现了工匠流失、物价波动、甚至小规模民间怨言。更有地方官员密报，发现有疑似“懂行”之人，在暗中打探精器坊的技术细节和物料来源，行踪诡秘。
这份密报并未引起朱棣的过度警惕，在他看来，任何重大举措都会有些“杂音”，只要不影响大局，无须理会。他随手批了个“知道了”，便将密报放到一边。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份密报的原始材料，以及之前那份关于“南方异闻”的摘要，都经过了东厂档房那个名叫汪直的小宦官的整理和初步关联。汪直在整理这些信息时，那种被“奇点”微弱强化的“关联直觉”告诉他，这些看似孤立的现象——工匠流失、物价波动、技术刺探、南方异动——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隐晦的联系。他甚至大胆猜想，是不是有一股势力，正在利用朝廷集中力量于“迅雷炮”项目的机会，在吸收消化因此外溢的技术、人才和资源，甚至可能正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平行的技术积累？
这个猜想让他不寒而栗。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在整理那份关于工匠流失的密报时，在不起眼的附注位置，用极小的字，写下了自己的一点“愚见”：“……民间或有能工巧匠，因生计或避役，流入私门或远遁海外，其所携之技，恐为他人所用。且物料采买，易启奸商囤积居奇、走私渔利之念。不可不防。”
这几乎是汪直能做的最大胆的“预警”了。他不敢写得更明白，只能寄希望于能看到这份密报的“贵人”（比如之前关注过他的郑和），能够从中读出一点弦外之音。
而此时此刻，在遥远的福建前线，刚刚经历鬼牙屿血战的郑和，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为新炮的威力感到振奋，对未来的水师建设充满构想；另一方面，惨重的伤亡让他对纯粹的“技术碾压”路线产生了更深层的疑虑。他开始更多地思考张岳之外的“力量”——士兵的训练、战术的协同、情报的准确、后勤的保障，以及对海洋环境的更深理解。
他再次想起了汪直整理的那份“异闻摘要”，以及自己要求东厂提供的更详细信息（尚未得到回复）。那种关于“南方可能存在平行技术发展”的模糊预感，让他感到一种隐约的不安。他决定，在继续配合陈瑄执行军事任务的同时，要利用自己逐渐提升的地位和皇帝的信任，尝试建立一条属于自己的、更侧重于海外情报与技术动态搜集的渠道。他隐约觉得，未来的海权之争，可能不仅仅是火炮口径的比拼，更是情报、认知与体系的全面竞争。
郑和的这种转变，从单纯的“技术验证者”和“战术执行者”，开始向着 “战略思考者” 与 “情报触角延伸者” 的方向悄然进化。他反馈回“奇点”的意志，不再仅仅是“力量验证”，更增添了一份 “体系化视野” 与 “对外部变量警觉” 的质感。这为“奇点”内部“永乐倾向”层那狂暴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