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转向对街头年轻黑人的采访：
记者：“这次事件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黑人青年（面无表情）：“厌倦了被你们白人欺辱，就这么简单。
记者（追问）：“如何欺辱？情况有多糟？用什么方式？”
青年：“在街上随便拦下我们破门而入把我们抓进警察局把我们看得一文不值”
记者（试图引导）：“但他们是从现在才开始在街上拦人吗？以前没有吧？”
青年（语气激动起来）：“他们一直这么干！干了多少年了！”
另一位较为年长的黑人社区工作者对着镜头，试图解释更深层的根源：“在这起事件中，我们不断听到他们强调要‘尊重法治’，更明确地说，是指‘尊重执法单位’。
但要真正理解这些年轻人的愤怒，你必须明白几百年来，‘执法单位’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说的是那些曾经以各种借口，将他们的祖辈、父辈赶出南方的白人执法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你能理解，他们很难对执法机构和人员产生天然的敬畏”
记者最后问一个看似绝望的问题：“怎样能让事情好转，阻止这样的暴动再次发生？”
一位戴着眼镜、像是学生的年轻黑人摇了摇头：“我不认为它会停止。
记者：“永远不会？”
年轻人：“也许不会完全是这个样子，但我认为，只要根源还在，就永远不会真正停止。”
纪录片的结尾，响起一段如同预言般沉重的结语：“麦科恩委员会试图回答关于瓦茨的问题。这样的事会再次上演吗？委员会的结论是，社会状况已经如此严重并充满爆炸性，除非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变革，否则八月的暴动，或许只是为未来更大规模的爆发，拉响了序幕”
投影仪的光束熄灭，放映室陷入一片黑暗和死寂，只有机器散热风扇微弱的嗡嗡声。浓重的历史压抑感弥漫在空气中，几乎令人窒息。
巴斯没有立刻开灯，他低沉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带着一丝疲惫和沉重：“林恩，1942年，我们因为恐惧和偏见，把日裔关进了集中营。
1965年，瓦茨告诉我们，种族和阶级的问题从未被解决，只是被暂时掩埋。年，纽约的武田案、洛杉矶的罗德尼金案你觉得这次，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林恩的声音也从黑暗中传来，异常冷静：“恐怕不会有什么本质不同。我已经通知我纽约和洛杉矶的产业和艺人，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了。”
“你说得对，”巴斯的声音有些悲凉，“珍珠港事件，从来不只是1941年12月7日早上的那几个小时。它是几十年间积累的孤立主义、种族偏见、情报失误和致命傲慢的总爆发。
而今天，‘他们’又来了，但这次来的不是零式战斗机，而是收购哥伦比亚影业的日元，是你们纽约案件中所谓的‘商业间谍’和冷血杀手。”
“所以，我们的电影《珍珠港》，如果只聚焦于轰炸的那几十分钟，拍得再壮观，也只是一部昂贵的军事动作片，一场华丽的烟花秀。
我们要拍的，是那个让珍珠港‘必然发生’的美国——一个内部傲慢、分裂、对迫在眉睫的风暴视而不见的美国。而这部电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巴斯的声音几乎耳语，“银幕上那个‘旧的美国’，和我们现在窗外这个‘新的美国’，几乎一模一样。”
林恩在黑暗中点了点头，虽然巴斯可能看不见。
“你的那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我的老本行是法律，法律最讲究‘先例’。而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所有行为的‘先例’。”
巴斯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力感，“我们面前摆着1937年‘帕内号’的先例，1942年集中营的先例，1965年瓦茨的先例历史这位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把同一道题，用血与火的方式，讲了三遍了。可惜，我们这个国家，好像是个总在逃课、永远学不会的差生。”
放映室内令人窒息的黑暗与沉寂被“啪”的一声轻响打破。林恩起身，按下了墙壁上的开关，柔和的顶灯洒下，驱散了历史影像带来的沉重阴影。
他低头看了看腕表，表盘在灯光下反射出微光。
“历史这位老师确实严厉，”林恩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但很幸运，我们现在的总统先生，似乎比他的某些前任，要更明白这个道理。”
他看向仍坐在沙发里、仿佛还沉浸在纪录片氛围中的罗纳德·巴斯，“罗纳德，我们先聊到这里吧。我得准备一下，去西好莱坞参加《火箭手》的首映礼。你今晚在洛杉矶下榻哪里？我让司机送你过去。我们明天再继续详谈？”
巴斯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推了推眼镜，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学者式的平静：“试金石影业给我在比弗利希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