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并建议你，立即启动大陪审团程序，并确保其高效、透明地运行。我的办公室会全力支持你，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排除任何不必要的行政干扰。”
朱利安尼的介入，对于卡普兰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给了他一个顶头上司的明确指令，让他可以部分卸下个人责任。另一方面，这压力变得更具体、更无法抗拒。
“如果我们起诉然后败诉，”卡普兰一字一顿地说，“那传递的信息会更可怕：司法系统无法保护一个在自己家中、面对斧劈家门的人。全城的房产主、中产阶级会立刻倒向武田一边，认为司法系统背叛了他们。那时的撕裂，将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撕裂。”
他疲惫不堪地起身，说出了压在心头最重的石头：“市长办公室、州长办公室，甚至……一些来自华盛顿的‘非正式关切’，都在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软着陆’的方案？纽约……再也经不起另一场‘中央公园五人案’式的信任危机了。艾琳，戴维，你们应该都还记得，才过去两年不到。”
“中央公园五人案”这个词，像一道惨白的闪电，骤然劈开了办公室内沉闷压抑的空气。
戴维和艾琳的脸色瞬间都变得异常难看。
那起案件初期，在媒体煽动和公众愤怒下，司法系统承受巨大压力，快速起诉并定罪了五名青少年，但如今质疑审讯程序和证据可靠性的声音越来越大，已成为纽约司法史上一个隐隐作痛的疮疤。
卡普兰继续道，声音低沉而沙哑：“当时，整个城市、所有媒体都在呼吁快速定罪，将那五个孩子描述成‘野兽’。我们……整个司法系统，在那种排山倒海的压力下，给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大众当时想要的判决’。
但如果……如果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因为害怕可能发生的街头骚乱，就迫于压力，去起诉一个证据链存在巨大争议、自卫辩护理由相当有力的日裔高管……”
他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接下来的话像巨石般砸在每个人心上：“……万一，我是说万一，陪审团最终判武田无罪，或者——更糟的是，就像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猛烈抨击‘中央公园五人案’的审讯过程一样——未来某天出现新的证据，让人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起诉是草率的、是带有种族或阶级偏见的。
那引发的将不仅仅是一场骚乱，而是对整个纽约司法系统信任的严重质疑。那种系统性的信誉破产，会比不起诉的眼前后果，要严重得多。”
“不起诉，会点燃一把大火，但火势或许还能被控制在街头。起诉后败诉，等于承认了整个系统的无力，那将是信任的彻底崩塌，火会烧进每个人的客厅。会烧进每个人的心里，烧掉这座城市的法治根基。”
卡普兰重重地坐回椅子，双手用力揉着脸。
“所以，你们告诉我，是应该赌上整个纽约司法系统的未来，去博一个渺茫的胜诉希望？”卡普兰的声音从指缝中传出，充满了疲惫，“还是……让我个人，让这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去承受眼前的烈火焚身？””
“所以，我们最终的选择，是政治权衡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法律原则上的‘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约翰逊这一个黑人青年的死亡和无法伸张的正义，去换取…所谓的‘整体稳定’？”
卡普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他缓缓转过头，望向百叶窗缝隙外那座在晨曦中苏醒的、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喃喃自语，像是在说服自己，又像是在向谁忏悔：
“艾琳，我的工作不是追求抽象的、完美的正义。我的工作是…在现有的规则和这该死的、复杂到极点的现实里，做出一个能让这座城市…至少还能勉强运转下去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错的，我知道。但另一个选择，在我看来，是拉着所有人一起……坠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