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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良等少壮派更是怒发冲冠：“打！大不了再打一仗！天宝山能守住一次，就能守住第二次！我新军将士非甲午之旧军！”
甚至连袁世凯，这位深谙权术与实力的重臣，也面色阴沉地表态：“日人此等条件，视我大清如无物。若应之，则朝廷威严扫地，我等皆成千古罪人。唯有严词拒绝，整军经武，以战促和，方是正途。”
清廷内部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让梁敦彦腰杆更硬，他在后续的谈判中，坚决拒绝了日方的所有无理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1887年边界章程为基础，日方必须为其侵略行为承担责任。
而伊集院彦吉则因为国内强硬派的压力和自身谈判策略的失败，同样不肯退让。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每一次会谈都是不欢而散。
天宝山事件的外交解决之路，似乎被一堵无形而坚固的墙堵死了，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僵持状态。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不安，所有人都清楚，外交努力的失败，很可能意味着新一轮、或许规模更大的军事冲突，已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