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的风，裹着热气，吹得知青点的篱笆哗哗响。
许成军捏着刘干事的便条。
便条上就三行字：“78年前推荐生可延至79年入学，全国仅三校有此政策，复大最优。速定。”
墨迹还带着点潮湿，象是刚写就送来的。
这张便条的背后，藏着刘干事一整夜的盘算。
昨夜在文化馆的煤油灯下，他翻着许成军的手稿，想起了许志国
那个被带了帽子仍坚持给学生补几何的老同事。
1974年冬天，许志国扫厕所时还揣着教案，见了他总说：“老刘，娃们的脑子不能荒。”
这份硬气，他记了五年。
然而，更让他动心的是许成军的文本。
比起眼下时兴的“伤h文学”，《谷仓》没有哭哭啼啼的控诉。
写集体地的低效，用“仓壁刻痕”藏着说。
写改g的渴望，借“漏麦试种”的细节透出来。
那些关于铜钥匙锈迹、布帐夹层的描写，贴着土地又懂分寸，不象个二十岁的知青写的，倒象沉浸文坛多年的老手磨出来的。
“是块好料。”刘干事对着手稿喃喃自语。
他摸出通讯录，翻到省教育厅老战友的电话。
当年他被下放到农场，是这位战友偷偷寄书给他。
“得让这娃走出去，”他在便条上重重写下“复旦最优”，“上海风气活，复旦平台广，才配得上这手文章。”
“复旦？”钱明啃着干硬的玉米饼凑过来，眼镜滑到鼻尖，“就要去上海？”
“恩。”许成军把便条折成方块，塞进衬衣口袋，那里还揣着张皱巴巴的全国地图，上海的位置被红铅笔圈了个圈。
钱明挠挠头：“安徽大学不也挺好？离家近，听说中文系老教授不少。”
许成军没说话，起身走到地图前，指尖点在长江入海口的位置。
他比谁都清楚，1979年的上海意味着什么。
前世在区政府整理文档时，他见过太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资料。
上海的外贸额占全国三成，南京路已经有了个体户摆摊，连外滩的海关大楼，都开始挂出“欢迎外资”的标语。
这些，凤阳的麦地里看不到，安徽的县城里也闻不到。
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信息的风口。
《解放日报》的社论比别处敢说，外贸局的文档里藏着政策风向，连弄堂里的老太太都能说出几句“经济特区”。
对他这种带着未来记忆的人来说，上海就象个打开的信息库，每一条新闻都可能藏着机遇。
“你看这个。”
许成军从枕头下摸出本《参考消息》，是钱明托人从县城废品站淘的，上面有篇短文：《上海将试办出口加工区》。
他指着“出口加工区”五个字：“以后这里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要懂经济，懂外语，懂怎么跟世界接轨。”
钱明的眼睛亮了：“跟外语有关？那我考北外，以后说不定能去上海外贸局工作！”
“说不定。”
许成军笑了。他知道，再过几年，上海的外贸系统会象海绵一样吸纳人才，钱明的英语本事，在那里才能真正派上用场。
这才是他选上海的底气。
不只是为了复旦的文凭，更是为了踩在改革的鼓点上。
凤阳的土地养了他一年半，可他的根，得扎在更宽的地方。
傍晚去大队部盖章时，许老实正蹲在石碾子上算帐。
“去上海读大学？”
老队长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满是老茧的手在推荐表上拍了拍，“那地方洋气得很，你能习惯？”
“去学本事。”许成军递过印泥盒，“学怎么让地里的麦子卖上价，怎么让咱村的土产走出安徽。”
这话戳中了许老实的心思。老人叹了口气，在推荐表上按了个红手印：“俺不懂啥大道理，就知道你这娃看事准。”
他顿了顿，往许成军手里塞了把炒黄豆：“公社文书说，78年的推荐名额过期作废，就复旦能通融。可这审批得一层层往上走，从公社到县文教局，再到省教育厅，俩月能下来不？”
许成军的心沉了沉。
他不是没想过时间。
复旦9月1号开学，搞定推荐的时间还要往前赶。
哪一环卡住，就可能错过这唯一的机会。
“试试。”他捏紧了推荐表，纸边硌得手心发疼，“刘干事说他认识省教育厅的人，能帮忙催。”
许老实点点头，望着远处的麦田出神：“上海好啊，大码头。俺年轻时候跑船去过一次，那楼比咱县的烟囱还高。你去了，别忘了咱许家屯的麦子是啥味。”
回去的路上，撞见杏花在河边洗红薯。
木盆里的红薯滚圆饱满，是刚从地窖里翻出来的。
见他过来，她手忙脚乱地把红薯往筐里装，水溅湿了裤脚也没察觉。
“成军哥，盖章了？”她低着头问，声音细得象蚊子哼。
“恩。”许成军在她旁边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