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过程非常成功，但24小时后，那预知中的并发症如期而至，抢救无效。家属无法理解，为何如此成功的手术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故，指责张医生未能尽力预防。张医生有口难辩，身心俱疲，他对佛瞳预知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憎恶和无力感。
这件事后，张医生联合其他几位有类似经历的医护人员，起草了一份《医学预知伦理指南》，呼吁建立相关的规范和限制。但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当预知能力确实可以预防某些疾病和死亡时，医学界是否有权拒绝使用这种能力？这场辩论在医院内部和整个医疗系统引发了巨大分歧。
麻木派代表 - 众多普通游客和市民：在经历了最初的全民狂热后，许多普通人开始对碎片化的、日常的预知感到厌倦和麻木。天气预报级别的预知（下午三点会下雨）、通勤预知（地铁5号线会延误）、生活琐事预知（今天会收到快递）起初的新奇感消退后，生活仿佛变成了一部被反复剧透、毫无悬念的冗长电影。
哦，又要下雨了啊，记得收衣服。嗯，知道啦，下班高峰期会堵车，习惯了。他们依然会习惯性地去一眼佛瞳（或通过手机app查看汇总的预知信息），但更像是一种机械的习惯，甚至是一种避免因而落后于他人的社交压力。生活的惊喜感和期待感大大降低。
一些人开始怀念预知之前的生活——那种早上出门不知道会遇到谁的期待，那种天气预报不准带来的小小意外，那种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感觉。但他们也知道，回不去了。就像一旦尝过禁果，就再也无法回到无知的状态。这种怀旧与无奈交织的情绪，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流行文化，许多人分享着预知时代前的趣事，仿佛那是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
精准医疗的喜与忧：在张医生的案例之外，医疗系统开始尝试系统性引入预知辅助诊断。一家大型医院设立了预知医疗评估小组。一位患有不稳定心绞痛的病人被预知到三天后凌晨2点15分左右会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医院提前将其送入icu，进行严密生命体征监控，并做好了所有应急准备。果然，在预测时间点，病人心脏指标急剧恶化，由于准备充分，抢救及时成功。这被视为佛瞳预知在医疗领域应用的重大胜利，被媒体广泛报道。
然而，另一个案例却展现了硬币的反面。一位中年女士在体检时，医生建议她尝试预知一下长期健康风险。她预知到自己将在半年后被确诊为一种极其罕见、目前全球都无法治愈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得知这个后，这位原本开朗的女士瞬间崩溃，陷入了深度抑郁。她认为既然结局已定，且过程痛苦毫无尊严，不如早死早超生。她拒绝了一切预防性治疗和建议，甚至开始安排后事，最终在极度消极和恐惧中，于预知时间点之前就因意外（疑似自寻短见）去世。预知带来了，却夺走了希望和抗争的勇气，引发了关于知情权边界、生存质量生命长度的激烈伦理辩论。
这场辩论迅速从医学界扩展至全社会。电视台开设辩论节目，哲学家、医生、患者家属、伦理学家各抒己见。一方认为，知道真相是基本人权，无论这真相多么残酷；另一方则认为，当知道真相会导致更多痛苦而非益处时，医者有责任保护患者免受这种伤害。更复杂的是，有些人开始质疑：预知到的未来真的是绝对确定的吗？还是只是一种概率？如果是概率，那么告知患者是否造成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司法系统的震荡：法律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某地警方接到线报，称一名有前科的嫌疑人a预知到自己将在下周抢劫一家金店。预知影像甚至模糊显示了时间、大致地点和a手持的武器类型。警方应否据此提前逮捕a？这严重挑战了无罪推定原则（因为a尚未实施犯罪）和思想无罪的基本法理。
警方内部产生了分歧。年轻警员认为这是预防犯罪的绝佳机会，应当立即行动；老派警员则坚持必须等到犯罪行为实际发生或至少是有明确犯罪预备行动时才能介入。最终，在上级压力下，警方决定对a进行严密监控，并在预知时间点提前布控在金店周围。
果然，a如期出现，手持武器，正准备实施抢劫时被当场抓获。案件审理时，辩护律师提出了强烈质疑：警方行动是否构成了诱捕？仅凭预知影像能否作为证据？a的犯罪意图是自发产生的，还是因为预知到了自己会犯罪，从而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才最终实施的？法官和陪审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个案例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很快，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类似的预知犯罪案件。有些人开始担心：预知能力是否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一个人预知到自己会犯罪，从而认为这是命中注定，减少了心理障碍，最终真的实施了犯罪？司法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学术界分裂：科学界和哲学界围绕佛瞳预知现象分裂成多个派系。决定论派认为预知能力证明了宇宙是完全确定的，自由意志只是幻觉；自由意志派则寻找各种理论（如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