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很早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制定临时宪法，但这个组织完全没能弥合众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要向外国要钱要支援。亲赴希腊参与独立战争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芬利则直言记录说，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设法欺骗欧洲人给钱，却很少努力把希腊人自己组织起来。
这种努力倒不是没成果。一众西欧人真的前往希腊支援作战，而更多的人也出于各种目的，乐意筹集资金。
在伦敦，哲学家边沁等人组织了“伦敦希腊人协会”，试图借助希腊独立，进行自己的理想社会建设尝试。协会吸引了不少出手阔绰的贵族，最高的1825年，当年就向希腊投入了二百万英镑——而那一年英国陆军的军费也就680万。
拜伦倒是比边沁现实一些，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但希腊的实际情况，甚至让这位深信怀疑主义、有严重抑郁症的诗人都大跌眼镜。凭借着能把精神病人气出院的操作，老贵族们成功把这些资金，全都浪费在了无止境的内讧和党争上，没能取得任何成果，只能向更严苛的债主借更多的钱来填窟窿。
所以这些理论的问题，其实很尴尬。几百年了依然是这个样子，让郭康很怀疑，希腊人研究这东西到底有用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