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同大捷的可信度是存疑的，这不能怪老百姓，而是国民政府向来就有谎报战功的“光荣传统”。
当然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很负责，并不能说是国军向来如此，有时候前线的部队也是迫不得已，并非真的只是为了谎报而谎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现在全面开战，中国军队和日军已经陆陆续续的打了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间，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
根据战后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国军确实有一部分将领存在谎报战功的情况，但也有些真的是迫不得已的。
比如国军高级将领张发奎就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
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
甚至于可以这样所，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
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
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上峰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军方面还有意“缩减”部队伤亡，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敌我伤亡人数，国民政府高层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
直到几个月后，蒋才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
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
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
这样的情况就连国府大员徐永昌也倍感无奈，在他的日记中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民政府这次公布的歼敌三万，生俘五千余的战绩，民众心理多有疑虑，不信者较多。
毕竟日军在晋北的部队一共才有多少，如果这样的战绩是真的话，那么晋北绥东的敌军理应已经被一网打尽了才对！
但事实上却是新九师主动撤离了大同城，日军大批部队重新占领了这座晋北重镇。
实际上民众的质疑是对的，这一仗马铮所部真正的战绩不过是歼敌六千，俘虏一千余人，与国民政府宣传的数据差了一大截。
然而，就在民众心存疑虑的时候，日本方面的报道传到了中国，这下事情就有趣了。
中央通讯社的消息以及军政部的记者招待会大家都不信，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都不值得相信。
但是日本人不一样，作为敌对国，他们的话反倒是能印证国民政府说的话是真是假。
所以当看到日本人在报纸上如何抹黑新九师以及马铮之后，中国的百姓看了之后非但不觉得新九师做的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日本人的每一句污蔑指责之词，都是对铁血团的褒奖和认可。
这一下，老百姓们终于相信了，新九师确实是在晋北取得了空前大捷，连日本人这边也已经公开承认了。
再加上相关证据及时送到，一下子，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到了顶点。
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街头，到处都是慷慨陈词的热血青年，他们大声向着民众宣传着新九师取得的空前大捷。
这里有浙江口音，由四川口音，也有东北口音...
他们用家乡或是浓重或是温婉的语调，以及丰富的表情、豪迈悲壮的言辞，表达着对前线将士们的钦佩和感谢。
这些年轻人的宣传极具鼓动性，随后各大城市几乎是倾城而动，公祭抗日烈士、游行集会、宣传演说，整个城市一片喧腾。
而在这些活动中，最热闹、最感人、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各地的献金活动。
南京.大广场！
在市政厅、军政部等部门组织下，一场盛大的抗战献金活动正在进行。
大广场的前的一座高台上，一个学生摸样的年轻人正在大声的朗读着蒋委员长的抗战讲话：“...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在台下，大量的民众排队前来献金！
在这些人中，有男女老幼、官吏商贾、工人农民、车夫乞丐、兵士难民，把偌大个广场围得满满登登。
在这里，看不到平日官吏的虚伪、贵妇的孤傲、商贩的奸诈、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