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日军攻击行动受挫，大出华北日军统帅部所料。
7月10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第29路军指挥部，向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
松井在大谈一番两国友谊之久远、两军合作之默契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
但由于第29路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
再加上此时军长宋哲元还在赶回来的路上，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
于是乎，在日本人的阴谋之下，一场“和谈”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秦德纯之所以选择和谈，这也是得到了宋的授意！
7月11日夜，宋在告假2个月后，终于由原籍乐陵又秘密地返回了天津。
返回华北后，他立即召集第29路军高级将领召开了军政会议。
但这次会议宋哲元犯了关键性的大错，从而导致了日后平津、乃至华北战争的惨败。
鉴于日军华北兵力有限，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
为此，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且29路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日军发起攻击。
但宋哲元这时却陷入了徘徊犹豫之中，这两日最高当局自庐山连发两电，指示第29路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对蒋这两电，宋哲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
几年来，每遇中日冲突，南京方面总是以中央的命义令地方将领妥善处理，不可扩大事态，今天对29路军为何一反常态？
在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
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
所以此时的宋大军长是瞻前顾后，矛盾重重。在他极不愿面对失去华北统治、与日本人全面摊牌之际，日军的缓兵之计便轻松地控制了他的思想。
但与此同时，日本人方面却不是这样做的，而是在积极的调兵遣将！
日军方面最先表态要增援华北的是关东军，在接到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通报的关东军，其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参谋长东条中将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应对之策。
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在对此事件研究后认为：从苏联当前反的内部纷争（指肃反）来看，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和大日本皇军正面作战。
日军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主要是前几天在黑龙江南岸的逊克以西不远之乾岔子岛，其第1师团击沉其越界航行的苏联军队的炮舰1艘和击伤1艘。
按道理说这样的军事冲突可不小，按照老毛子的尿性，那必然是要打回来的，这些年双方之间的边境冲突无一不是这样。
总而言之老毛子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哪怕是损失再大他们也要打回来！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苏联方面竟然没有做出太强烈的反应，因此关东军方面认为苏联内部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进而受到困扰并未作出强烈。
所以，目前北方地区，还比较安定。
因此应利用此一时机，对河北、察哈尔地区进行一击，以消除背后的威胁。
会后，关东军即向其参谋本部进行请示：“关东军之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作好出动准备，随时可以出击！”
与此同时，关东军方面还派出参谋辻政信大尉、田中隆吉中佐至平津地区了解情况，为派出部队至华北作好准备。
紧接着，根据华北地区的形势，南次郎又令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急速派出战斗、侦察、重轰炸机各两个中队，先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机场，准备支援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作战。
根据这一安排，7月9日上午，关东军战斗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16联队战斗机大队长三轮宽少佐领队，从牡丹江飞至山海关；侦察机两个中队，由第15飞行联队长上条直大佐率领，从长春飞抵绥中；重轰炸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12联队长阪口芳太郎大佐率领，从公主岭飞抵锦州。
从下达转场命令，到9日上午这6个飞行中队即飞抵指定的机场，如此迅速地行动说明关东军已作好了充分的作战准备。
与此同时，关东军还及时发表了干涉其辖区以外事务的声明，其内容为：“由于暴戾的中国第29军之挑战而发生了华北事件，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严阵以待，注视着这次事件的发展。”
不仅仅是关东军，朝鲜军方面也迅速做出反应，准备增援华北的日军。
其司令官小矶国